说来惭愧，我自认不笨，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掌握在人类社会里什么事是对的，什么事是错的。

根本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好像有人一拍脑门，决定了这个“好”，那个“不好”；而我就不得不在这么随意而定的规则拘束内，过完我的一生。

养母说，主动对他人造成伤害的事——不管是精神上，还是生理上——都不可以做。

那么我如果从一家大型连锁商店里拿走了想要的东西，伤害了谁呢？

比如说沃尔玛我要打一个你能听懂的比方，作为一个公司，既没有精神，也没有身体，更不缺钱。我拿走了东西，对谁造成了伤害？然而这也不可以做，真是莫名其妙。

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是的，小时候的我没有办法以某一个原则，去衡量判断个体的事例。我通过他人的反应，来判断自己需不需要进行伪装，类似于动物的自保本能；但我并不知道，我需要伪装是因为我要做的事是错的。

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是我根本没有这种能力；所谓的善恶对错，对于我来说就像白噪音一样，茫茫然一片，分辨不出形状与边界。

或许我现在也没有发展出这种能力，我不知道。

“你是一个很特殊的孩子，但是你和每个孩子一样，都代表了许多的可能性与希望。”养母会这样告诉我，“我会一点一点地告诉你好坏善恶，你判断不了没关系，你只要把它们都记住就好了。”

有一次，我试探着问道：“我为什么不能伤害别人？”

换了别的父母，或许会说“将心比心，你也不愿意别人伤害你”；这种话对我而言，是没有意义的。我当然不会让别人伤害我，但这怎么就代表我不能伤害别人了？二者没有任何关系。

养母想了想，说：“因为你会招来别人的仇恨。人啊，是一种社群动物。即使是你，也无法离开人类社会独自生活……在仇恨和惩罚的环绕下，你的生活会变得很痛苦。”

我深以为然。

养母说：“你痛苦的话，我也会痛苦的。”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那时不到十岁，已经彻底不再在她面前伪装了，有时我说的话，直接得连自己也吃惊：“不是施加在你身上的，你干嘛会痛苦？你如果被车撞了，我也不会难受啊。”

养母闻言，低下头，看了看手中的浇水壶。天光从窗外照进来，映得那一盆油画竹芋色彩鲜亮，映得她嘴唇皮肤都泛了白。“我知道。”她最终轻轻地说，“我痛苦，是因为我爱你啊。”

我充耳不闻，因为我想到了一个漏洞，立刻问道：“那我只要不被别人抓到，不招惹别人仇恨就可以了吧？”

“你可以试试啊，”养母仍旧平静地说，“你当它是个挑战好了。你去做一件你想做但规则不允许的事，你看看我能不能抓到你的马脚，如何？我可不是什么警察侦探，可如果连我也能抓到你，你自然就要按照我教你的规则来生活，对不对？”

那时的我，完全低估了一个成年人——尤其是我养母这样高知高智的人——究竟能有多少资源、办到多少事；本质而言，这是一个多么不公平的挑战。但是我好胜心起，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结果我不但被察觉了、被阻止了，还被养母带去给人家登门道了歉。

我丝毫不认为我做的事是不该做的事，我却还要为此向那种平庸低质的人道歉，实在不异于一场公开羞辱；但我想，养母一定对此清清楚楚。

她想要让我品尝到一点做了坏事被抓后的惩罚。

“再来一次吧，”我那时已经察觉到，养母对我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容忍，只要我不“过线”，她总是愿意尽量满足我的要求。“这次不算，我没准备好！”

就这样，我和养母之间形成了一种只有我们两人知情的“捉迷藏”游戏。

这个奇怪的捉迷藏游戏，我们只进行了四次；最后十岁的我总算不甘不愿地承认了，要躲过这个社会的监察与约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或许不太值得去冒险。

在我一点点记住了好坏善恶之后，接下来就是练习自控力和寻找合理的发泄方式。

作为一个孩童来说，我有极高的自控力，但是就像连环杀手忍不住杀戮欲一样，我的自控力再高，也不可能忍一辈子。

养母想了很多办法，为我介绍了一本又一本悲剧性的名着，讲述恶件或现象的纪录片，带我去纪念战争和屠杀的博物馆等等……人类自诩拥有道德与规则，然而他们犯下的邪恶与罪行，却是够我慢慢欣赏一辈子也看不完的天量数字。

只不过，轮到我要做同样的事就不行了。正常人能做，我却不能做，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充满讽刺的虚伪。

很难想象，其他人在体验那些东西的时候，居然会产生“满足”以外的任何情绪。

我有一次看见一个女孩儿，在一个什么事件幸存者的演讲会场里落了泪，似乎十分伤心；我近乎着迷地看着她的眼泪，在近距离上感受着她新鲜的、跳动着的痛苦——新鲜食物，总是比干货更好吃的——同时，我心里也在又一次疑惑：为什么要哭？这件事又没发生在你身上。

养母用指甲尖掐了我一下，稍微有点疼。

在我不明所以地看着她时，她说：“你手背疼，我的手背就好像也在疼一样。其他人也是这样的，他们看见了别人的伤痛，就好像自己也感觉到了，所以才哭了……你不会产生这种感觉也没有关系，你只要能产生正确的反应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