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宝已经开始往外轰王体乾了，这让王体乾很生气。

“小宝，我这个时候，光明正大的跑到你这里来，就根本没有想过你不会与我合作！你难道愿意被魏忠贤干掉，也不敢反抗一下？”

“叔父，我觉得事情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我谏言的两项新政，即便魏忠贤不喜欢，也不至于杀我吧。”韦宝道。

王体乾刚刚要说话，林文彪在门外探了一下头，韦宝便知道林文彪找自己有事。

“叔父，我去小解一下，刚才喝酒喝多了，实在憋不住，马上回来。”韦宝对王体乾拱手道。

王体乾有些疑惑，不知道韦宝要干什么，但人家小解，总不能不让去啊，挥手道：“爵爷请便。”

韦宝出来之后，轻声问道：“什么事？”

“附近发现不少东厂的人。”林文彪轻声道，“不知道意图是什么。”

韦宝皱了皱眉头，问道：“咱们府外面，哪天能少了东厂和锦衣卫的人啊，这有什么好说的，东厂的人，肯定是冲着王体乾来的呗。”

韦宝对于明朝这些特务机关一直很反感。

感觉比满清都不如。

清朝建立在明朝的废墟上，对明朝的弊政和不足之处做了升级。

锦衣卫东厂是为了对付权臣谋反，也就是胡惟庸蓝玉这样的人设立的，后来也确实起过剪除权臣的作用。

厂卫对付的是京城的权臣，而不是舆论控制。

太祖设锦衣卫，整的是功臣集团；成祖因为怀疑锦衣卫忠诚度，设立东厂，监视建文旧臣。

后来的皇帝因为文官独大，用厂卫来监视文官，造成厂卫在文人中遭受污蔑。

但是对于舆论这一块，明朝皇帝一直没有意识到野史传闻在改朝换代后的杀伤力，而清朝前几个皇帝确实对此非常重视，特别在十全大补膏药乾隆爷哪里发展到了极致。

清朝以八旗开国，异族入住，八旗军事集团一直是皇权的根基，文官集团的制约者，皇帝真正的亲人。

清朝皇帝对文官集团及其后的汉族文人一直保持着警惕感，使得文官集团不能独大。

明朝上承唐宋，以大度为君德，因此文人气焰高涨。

官员可以捕风捉影的说皇帝不好，而皇帝也只能忍着。

清朝异族政权则认识到野史记闻对自己皇权的威胁性，特别在曾静大案之后，“诽谤皇帝”和“谋反大逆”直接挂钩，在乾隆时代达到顶峰。

高效的文字狱代替了低效厂卫在顺治康熙时代，文字狱止于“诽谤本朝”，雍正时期开始以文字狱打击权臣，年羹尧就是从“夕惕朝乾”四个字入手定罪。

乾隆把“诽谤皇帝”扩大到“质疑君德”，又把精神病人的胡言乱语也加入到“大逆不道”中，成功的制造了有史以来最大最全的言论控制。

乾隆的确很聪明，擅长“举一反三”，“洞见玄微”，臣民只能把乾隆当成永不犯错的圣主来颂扬，皇室生活是完美的道德典范，不允许任何的怀疑，讨论，询问，甚至拍马屁也要按照指定模板，自由发挥一样会掉脑袋。

同样大清朝也是天下最完美的统治，大清朝的臣民只应该赞颂，不应该怀念前朝，大清朝的发型，衣服，制度都是不能怀疑的。

甚至大清朝人的命运，也是幸运到了极致，不应有任何牢骚，凡有自觉“怀才不遇”的，就可能是诽谤圣朝，罪同谋反。

关系走的近了，那叫朋党，也是死罪。

这时候谁还要厂卫这种低效机构就没用了。

厂卫虽然不走通常的刑部程序，但也有必须的程序，需要人证物证，人证还可能发起倔强来死也不招，物证也可能做得不细，给人留下把柄，导致想杀的人杀不了，想抓的人抓不到，所以低效。

文字狱就容易多了，把文官家一翻，带字带画的东西都拿出来，按乾隆爷的思路办，十个有八个都是大逆应该族诛的罪行，到时候乾隆想咋办就咋办。

胡中藻在皇后死后写颂诗，有一句：并花已觉单无蒂。

这是一句正常的悼亡诗，在乾隆看来，这是在污蔑皇后干政。

有个酸文人认为有人看不起他，纠集学生打人。

乾隆认为是开朋党之风，斩立决。

尤其恐怖的是，精神病人不能免罪，甚至不能免去连坐罪。

亲戚朋友疯了写大逆不道的言语，也是要负责的。

就是瞎子没看过，或者文盲看不懂，也是有罪的。

疯子丁文彬，自以为是大夏皇帝，说衍圣公是自己老丈人。

这种疯子在其他朝不过是乱棍打出，在乾隆朝就成了谋反大逆。

丁文彬自己凌迟，他不识字的兄弟也都问斩。

瞎子卓天柱，因为收藏了祖父的诗集，办案督抚也认定“双目青盲未见诗集内悖逆语句”，仍然斩决。

回看魏公公办杨涟的案子，是不是太失败。

按乾隆的思路来办，杨涟的奏疏竟然怀疑皇帝不圣明，本来就是狂暴悖逆，丧心病狂，定个大逆不为过。

至于左光斗等人，那都是朋党，可以一并斩首，又何必去追什么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