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部尚书张鹤鸣跟他闹翻脸，张鹤鸣因此就极力支持王化贞，只要是王化贞所奏请，没有不同意的。

熊廷弼说是经略，应该节制地方，张鹤鸣竟然擅自指令。

之前张鹤鸣催促熊廷弼出关，熊廷弼怼了他：老子手上没有兵，出关不是动摇军心么？

毛文龙奇袭镇江后，张鹤鸣也鼓吹立刻主动与女真交战，熊廷弼下令：“敢战渡河者斩”。

熊王之争，将大半个朝堂都卷了进去，当时阉党得势，熊廷弼这性格得不到阉党的青睐，而朝堂里叶向高执政，他是王化贞的“座师”，于是很自然的倾向于王化贞。

熊廷弼既得不到阉党的喜爱，也得不到文官叶向高的喜爱。

这些矛盾，天启皇帝和廷臣也多次调停，甚至训斥，但是越闹越大，乃至于最后开会讨论，张鹤鸣主持工作，共有八十多人参加，就经抚的去留问题展开讨论，最后由皇帝裁决。

大臣们总共提交了十五六种方案，意见根本不统一，只有徐扬先一个人明确表示将王化贞调到登莱，跟那里的巡抚互换。

皇帝下旨兵部和吏部共同讨论，经抚留一人，专门负责辽事。两个部门讨论结束后，意见是留王化贞，对熊廷弼酌情推用。

还没等到商量个结果出来，后金已经大举发动进攻。

天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进攻广宁的准备，五万多名女真士兵分成三路前进。

正月二十清晨，努尔哈赤的士兵渡过，王化贞部署在这里的士兵一看密密麻麻的后金士兵，立即掉头就跑，后金的骑兵一直追到西平堡。

就在后金往辽河东岸集结兵力的时候，王化贞为了实现他的战略，也在调兵遣将，部署兵马。

王化贞认为老奴根本不敢渡河，甚至还打算让部将罗万言过河诱敌，但是这些不切实际的计划被将领们否定。

熊廷弼一开始就提出了“内护广宁，外扼镇武、闾阳两路”的防御策略，坚持固守广宁、集中兵力于一处。依靠防御的堡垒互相支援，不要分兵。

后金军花了巨大的代价攻克了西平堡，这时在右屯的熊廷弼，立即发令箭给王化贞要他支援西平，王化贞将镇武城的兵力都调走，还听了已经叛变的孙得功提议，将广宁的士兵都派出去。

孙得功在战场上大喊兵败了，兵败了，使得明军哗然溃败，逃回城里的孙得功四处散播谣言，甚至封闭了府库和火药库。

正月二十二日，参将汪朝栋护着毫不知情的王化贞逃离广宁城。

孙得功这个汉奸后来被老奴的儿子莽古尔泰弄死了，也算了得其所归。

叛将孙得功为奴酋第五子所杀歹青下达子复杀第五子经略王在晋奏闻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占领广宁城。

广宁败后，举朝震动，当时最紧迫事情是迅速派遣重臣到前线稳定局势。

害怕被追究责任的张鹤鸣自请督师，在山海关拖了短时间后，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了。

大气的天启皇帝甚至又发帑金三十万给张鹤鸣，哪知道张鹤鸣如此不堪。

张鹤鸣在崇祯八年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抓住，砍了脑壳子，虽然胆子小，喜欢搞权谋，侵迫大臣，好歹没有失去节操，算是他身上优点之一。

接着皇帝任命了宣府巡抚解经邦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

结果他顾虑重重，三番四次上疏请辞，拒不受命，最后被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原文是：新升辽东经略解经邦三锍力辞重任，上以经邦托词避难，甚失臣谊，著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整个朝廷上下，这个时候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做辽东经略。

三月初八，王在晋被正式任命为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使，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

讥讽过熊廷弼的王在晋自己琢磨了一下，觉得这活不能干，也打报告说干不了，皇帝给个回复，赶紧去上任。

考虑了一下后果之后，王在晋就不敢再推辞了。

山海关是处于河西走廊的咽喉地带，是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必经之路，明代人对它的评价是：内拱神京，外捍夷虏，最契紧处。

明与后金在东北地区开战以来，山海关是辽东的总指挥部和战略后备，因为这里是积聚兵马、储备粮食军器的地方。

王化贞丢失广宁之后，一时间辽西七百里俱为异域，全辽丧尽，山海之外，奴虏充斥。

在王在晋被任命为经略的这个三月份，熹宗实录记载了这段话：命户部发银二千两著山海关监军佥事袁崇焕募兵；山海关此时是直接暴露在后金的面前，但是攻占了广宁后的后金军队追到宁远就撤回了，后金的兵力单薄，并不敢分兵驻扎各处，于是大小凌河、锦州、宁远、中前、中后等地这块狭长的地方，成了双方的缓冲地带。

明军的夜不收与后金军的游骑在这一带相互出没，追逐厮杀。

到了天启二年底，比较务实的天启皇帝和廷臣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山西、四川、湖广、山东、河北等地的募兵，年底时已经有士兵79869人，战马12760匹，这个战马数量很容易被忽视过去，实录上面原本就有记载，山海关这块原本就有战马三万多匹，这12760应该是增加补充过去的。

到了天启五年的时候，山海关一带的驻守兵力达到117086人，马匹有59500匹，囤积的粮草、军器、火药、甲杖等都是量大充足，此等实力是后金所无法比拟的。

老奴后期占领区内起义不断，加上物资短缺，问题也多得很。

短时间内，稳定住了山海关的局势后，朝廷的大臣们又开始开会讨论了：山海关应该怎么防守，如何布置兵力，战守的策略是什么？

经略王在晋跟王化贞一样，也不懂军事，同样也超级自信，也爱夸夸其谈。他在崇祯十一年的时候写了本《三朝辽事实录》。他把自己写的奏疏和对时事的评论都收录到了这里。

孙承宗说他“笔舌更自迅利，然沉雄博大之未能”。

因为王在晋跟王化贞这两个老王，都有个共同的坏毛病，就是谁跟他意见不同，老子就要搞你人。

王在晋说：防守山海关必须在关外有城堡作为藩篱，有营屯作为犄角，有烽堠来严密监控，派遣哨探夜不收来打探传递情报，关外当前还算是我们的地盘，可以从容布置。又说：“加入乘着这个时候虏骑还没有主动侵犯，率领士兵迅疾出关，收复广宁、前屯，等待机会，逐步收复失地，那这可是名传百年的大功啊！”

他还斥责前线的将领们：“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缩头缩脑的，把江山土地轻易的抛弃，风声鹤唳，还没看到敌人就吓个半死”。

等到廷臣都推荐他去做经略的时候，王在晋整个人都懵了，大臣们都说王在晋平时对辽事的观点很犀利中肯，言辞间也慷慨勇敢，所以一路做到添设的兵部侍郎，作为辽东经略的后备队，这下好了。

王在晋知道自己只能夸夸其谈，哪里是当蓟辽督师的水平，写报告不想去上任：山海关没什么可守的；想要靠士兵们，可是士兵们靠不住啊，想要靠人心，可是人心也靠不住，这地方也无险可守，总之这活我干不了。

一开始他说了山海关的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应该怎么布置防守，现在咋说了：山海关的关防不过是给军民、商旅出入的用途而已，左边是山，右边是海，不过是郡邑的城郭，这会辽阳、沈阳、开原、铁岭、广宁这样的重镇都被敌人占去了，一个山海关能起到什么作用？

王在晋甚至毫不隐晦的说：“假如放我回家，就是我最幸运的事情。”

看到王在晋前后如此反差，御史们回过劲来了，陈宝泰怀疑的说道：“打仗的事情，王在晋能不能搞定？建牙开署，穿戴者御赐的蟒袍玉带，还有尚方宝剑，搞不好连逃兵都吓不住，还能指望这家伙能吓退奴酋么？”

三月十八日，王在晋启程到山海关，就任半个月以后，就提出了“拒奴抚虏，堵隘守官”的策略。

抚虏就是跟袁应泰、王化贞那样，拿银子去收买蒙古；他想利用蒙古人去偷袭广宁，蓟辽总督王象乾给他出了个主意：你收复广宁用处也不大，根本守不住，不过在山海关外再盖一座防御的关城。

王在晋计划修筑一道三十里长的关城，让关外有关，墙外有墙，囊括了一片石、角山、欢喜岭等要地，计划派遣40000名士兵驻守，工程总造价百万两白银。

熹宗这会挺大方的，先发帑金二十万两，其余陆续再给。

然后袁崇焕和孙元化两个人不同意，袁崇焕挺社会，还给首辅大学士叶向高写信表达自己的意见。

叶向高说离这么远，我也搞不清楚你们谁对谁错。

大学士孙承宗说那这样吧，我去趟山海关看看情况，然后再说。

孙承宗是帝师，不爱学习的天启皇帝可喜欢听孙承宗上课了，孙承宗每次给皇帝上完课，天启都好开心。

孙承宗在天启元年被大臣们推举为兵部侍郎，负责辽东的军事，可是皇帝舍不得离开他，一直等到广宁失守后，才任命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辽事。

这时孙承宗是具体掌兵部事务的，并不是挂兵部尚书衔而已。

六月二十六日，孙承宗在兵部主事鹿善继的陪同下到达了山海关，跟王在晋两个人就防御问题展开辩论。

孙承宗：给你钱让你盖新城，是把原来放手山海关的兵力当中抽调过去4万人么？

王在晋：不，另外派兵。

孙承宗：好，那么在八里范围内，就有守军八万人，一片石西北就不要驻守重兵了么？你在这里筑城，新城的背后就是旧城，里面还埋了不少地雷，是给敌人埋的还是给新城的守军埋的？新城如果能守，那还要旧城干啥？如果新城不能守，这4万士兵跑到旧城下，是开关放行呢还是闭关不管他们死活？

王在晋：关外有三道关，可以放他们进关的。

孙承宗：好，就照你说的，敌人来了，士兵们还像以前一样逃跑，那盖新城有啥用？

王在晋：那我准备在附近的山上建造三座军寨，用来接引溃兵。

孙承宗：士兵们还没打仗，你就要盖军寨等他们跑路，你这不是教他们打仗的时候就跑路？而且溃兵能入关，敌人就不能尾随进来了？现在不考虑如何收复失地，却考虑这些破事，你这样搞，我们在京师都感到不安全。

王在晋仍旧坚持自己的观点，孙承宗把袁崇焕写的奏疏拿给王在晋看，王在晋看完了脸色当场就变了。

孙承宗召集将吏讨论防守问题，监军阎鸣泰主张防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张防守宁远卫。

孙承宗带着大家出关观察形势，顿时觉得宁远卫是山海关天然的“新城”，觉得依靠宁远一定没有问题。

所以孙承宗态度鲜明的支持袁崇焕修建宁远城。

回到北京以后的孙承宗写了观察报告，几天后乘着给天启皇帝上课的时候，说了句：“王在晋靠不住”。

天启皇帝就把王在晋调到南京做南京兵部尚书，这件事也就到此结束了。

八月份，王在晋被免职后，孙承宗自请为经略，天启皇帝哪有不同意的，孙承宗又推荐阎鸣泰做辽东巡抚。

九月二日，到任后的孙承宗干了几件事，总兵江应诏梳理兵制；袁崇焕修营房；总兵李秉诚督造火器；广宁兵备道万有孚伐木；司务孙元化建造炮台；游击祖大寿驻扎觉华岛，负责粮饷与器械供应。

到任之后的孙承宗把防务部署的井井有条，最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是，他与袁崇焕构建了一条把宁远、锦州与山海关串联在一起的宁锦防线。

天启二年正月二十八，袁崇焕被任命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

王在晋到任之后，派遣袁崇焕移驻中前所，那里聚集了很多逃亡的百姓，急需安置。

袁崇焕独自一人穿过荒野，还是走夜路，天亮之前进了城，士兵们都震惊他的胆量。

王在晋也因此奏请将袁崇焕提为宁前兵备佥事。

但是袁崇焕觉得王在晋的战守策略与他的观点向左，两人争执了几次。

宁远在嘉靖四十三年的时候重修了一次，下辖二所、155座边台，驻屯官兵有6814名。

但是那会宁远的战略地位不高，开铁、辽沈至广宁之后，宁远城的战略地位就显露了出来。

孙承宗派遣祖大寿修补宁远城不久后，阎鸣泰被弹劾去职，换了一个胆小怯弱的张凤翼，这家伙跟孙承宗不和。

为了实现战略规划，孙承宗加速修筑城堡，派军驻守，屯田垦荒，然后又大力发展采煤、煮盐、海运等事业，以充实民力，协助军需。

经过一系列的整顿，关外形式大大改变。

天启三年九月八日，孙承宗出山海关，东巡三百里，到达宁远杏山附近，召集众将讨论防御问题，结果大多数人同意张凤翼的坚守关内策略，只有袁崇焕坚持守宁远。

孙承宗力排众议决定了守宁远为定策。

于是袁崇焕重新设计，并于天启四年完工，宁远城遂成为关外一个重镇。

而此时平静了朝廷对于以宁远卫门户的策略议论纷纷，尤其是张凤翼极力反对，他说：“朝廷就是放弃整个辽东，也依然幅员辽阔，你们看大宁、河套都已经放弃，但是对国家有伤害么？现在整个天下都没有一个人打算光复全辽，孙承宗一个人就能恢复么？”

甚至还说：“枢辅想把我放在宁前这块荒凉的边塞，这是要杀了我啊！”他怕的要命，还把妻子送回了老家。

朝廷围绕山海关与宁远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由于孙承宗与袁崇焕的坚持，天启皇帝最终同意了这一方案。

天启五年，孙承宗与袁崇焕商议，分别派遣大将据守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各城，这样一来宁远的防御线又向前推进了二百多里，成了“内地”。

不是明朝没有能人，孙承宗经略辽东四年，重用一大批忠直的文武官员，边关的防御固若金汤，人心安定，大大扭转了原先广宁失守后的颓败局势，整体形势趋于利好。

后金这几年没有发动新的攻势，明朝内部的斗争却越演越烈。

把持了权柄的魏忠贤派遣刘朝、胡良辅、纪用等四十五人运送了一批军用物资与金银前往山海关劳军。

在巡视途中的孙承宗立马给皇帝上书“中使观兵，自古有戒”。

刘朝等人到了以后，孙承宗仅仅用茶水招待。

刘朝按照魏忠贤的要求，在这次劳军之行中极力的拉拢孙承宗，但是孙承宗却对他不屑一顾，这让“英明”的九千岁十分痛恨。

孙承宗琢磨自己的奏章皇帝未必看到，正好出巡到了蓟州、昌平一带，就想着乘庆贺天启皇帝生日的机会回京面奏。

于是孙承宗先给皇帝写了一份请示的奏疏，表达自己想要回京的意愿。

结果被魏忠贤的党羽知道了，他们跑去造谣说：孙承宗拥兵数万，要回京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就是他们的内应，您马上就要被他们砍成碎片了。

吓得六神无主的魏忠贤立即跑到天启皇帝面前哭泣，天启皇帝下旨安慰了下孙承宗，然后严令他无旨不得离开防区。

当天夜里魏忠贤下令打开宫门，召集兵部尚书入宫，并且发三道飞骑阻止孙承宗入京，甚至假传圣旨，说孙承宗一旦敢进京，当即弄死他。

孙承宗接到三道飞骑，迫不得已返回了关内。

促使孙承宗下台的事件是天启五年八月的柳河战役，山海关总兵马世龙误信从后金讨回来的生员刘伯漒的话，派遣副将鲁之甲、参将李承先等人率军渡过柳河，袭击耀州。因为用渔船往返运兵，载重量小，渡河经过四个昼夜被后金哨骑发现，埋伏了重兵，半夜袭击渡河的明军，把明军杀的大败。

这一仗明军阵亡四百多人，鲁、李二人也阵亡，损失战马670匹，以及大量的甲胄军资。

这场小规模的战斗被阉党抓住机会，围攻马世龙，并参劾孙承宗。

孙承宗两次上疏“乞罢”，都被天启皇帝“慰留”。

阉党不甘心，再次利用柳河大败来排挤孙承宗，甚至要把党羽高第推上兵部尚书的职务。

高第不傻，他心里清楚，只要干了兵部尚书，按照惯例就要做经略上前线，他害怕做兵部尚书，在魏忠贤面前“叩头乞免”。

魏忠贤没有理睬他，高第因此“日夜忧泣”。

十月十五日，朝廷正式任命高第以原官经略辽东、蓟镇、天津、登莱等处军务，高第不敢推辞，不情不愿的接受了这个职务。

十五日，朝廷同意孙承宗回籍养病的请求。

一直到这里，韦宝的穿越重生，都是对历史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的。

唯一的影响就是韦宝裁撤了关外十多万大军，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将山海关牢牢的控制在了自己手里，并且全数换成了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