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说，这种财权向上集中的思维不仅在中央政府层面，而在省、市、县层面都形成了从下级政府集中资金的思维逻辑。由此导致了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事权不断下移，而财权不断上收，县乡级政府的财权和事权日益背离，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其财政困难。

当时为什么搞分税制改革，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八十年代搞的的财政包干制度使中央财政的提取能力下降了。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中，中央政府越来越没钱了，地方政府却越来越有钱了，当时的珠三角等地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谈判能力在增强。

而在这种大一统的行政体制架构下，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诸侯经济，所以当时的中央决策者们就急了，这样下去怎么行？

当时地方政府收税，中央政府不独立收税，根据包干制，地方政府扣掉上交中央的，剩下的归自己。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少收税，多收费。因为收的费都是地方的，甚至一些地方让企业自己承担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企业自己门前的公路，由企业自己修好，而政府则是答应企业少纳税。

当时的情况，中央对于地方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由于十年大动乱时期的影响，地方上的很多事情都已经糜烂了。大动乱结束之后，中央想要恢复权威，依然是离不开地方的支持。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此时的地方大员的身份地位，那是实实在在的，在中央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也非常受到高层尊重的。究其原因，不外就是地方政府自己掌握了财权事权，而中央政府则需要依靠地方政府的收入过活，依赖性太强。

在这种包干制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博弈，双方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地方政府有信息优势。尽管每隔几年中央都要修改一次承包额度，根据情况不断地上调地方上交中央的比例、基数，但还是搞不定地方政府。

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甚至还敛取有大量不合法的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越做越强，越做越有钱，就出现了所谓的诸侯经济。

当时的诸侯经济确实存在，但是诸侯经济不一定就是不好的经济。虽然地方保护主义就是不好的一面，但诸侯经济也有其好的一面。

地方政府的竞争就是中国奇迹发生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中央决策层的御用经济专家们提供的报告中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假设地方政府是恶的，即自利取向的，中央政府是善的，即利他取向的。

但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都有扩权逐利的内在冲动，主要还是内部制衡和外部约束机制缺失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们应该假设两者都是恶的，然后考虑国内所需要的政府权力制衡规则。但他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觉悟，而是认为如果让地方政府继续这么做下去的话，那么中国就会像南斯拉夫那样解体。

事实上不能这么看，如果真的导致解体的话，那是军事上出问题，中央政府只要能养得住和控制住军队，能够掌握地方政府大员的升迁任免权，地方政府搞解体，是不可能的。

国内这种大一统的垂直型体制，政府高层显然对中央掌控能力的减弱有一种天然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