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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至十四岁的时候，终于得到一个去洛阳的机会。他那没什么文化又爱絮絮叨叨的母亲总爱跟他说，他家世代都是文化人。但有什么用？到了他父亲这一代，种地务农，每天与耕牛土地打交道，身上带着“士兵籍”，等着国家征召参军。赵至常常沮丧地想，他恐怕永远也不能像那些读书人一样风度翩翩，口若悬河，让人敬仰。为了圆一个恐怕永不能达成的梦想，他辗转来到了洛水北岸的一座巍峨宏伟的官家建筑——太学——当时的国立最高等经学研究院。

他站在门口，琢磨怎么进去，突然看见一个奇怪的人，面对着那排齐齐立在门外的石碑，抄碑文。他听说过，那是正始二年，朝廷校定儒家《尚书》与《春秋》的内容之后用隶书、小篆和古文刻下的石碑。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种让人挪不开眼睛的光芒，明明在做一件怪异的事情，却又让人觉得理所当然的潇洒。他很高，穿得很普通，甚至有些不修边幅，可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后来的人说他“美辞气，有风仪”，说他“龙章凤姿，天质自然”，说他“如孤松独立，如玉山将崩”，那都对，却都不能准确地形容他当时站在那里的样子。

所以，赵至便走上前去，十分热切又唐突地问他的姓名。

那人笑：“你一个小孩子，问我姓名做什么？”

赵至那时候很老实，回答道：“我看你气度不凡，所以才问。别人，我还不稀罕问呢。”

那个人又笑了，竟然点了点头，说讲得有道理，然后他告诉了赵至他的名字。那个像光一样照亮了赵至一辈子，也照亮了那个时代同样满腔热血的年轻人的名字——

嵇康。

赵至向嵇康述说想要成为一个文化人的心愿，但是他的父亲总是叫他不要瞎想，好好种地，他很苦恼。嵇康就哈哈大笑，说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还欢迎赵至去山阳他的家里做客。那是嵇康隐居的地方，他娶了曹魏的宗室，长乐亭主，成了皇亲国戚，在河南焦作百家岩一带靠着公主的封地修了一个大庄园，嵇山别墅。他和他的好朋友吕安、向秀常常在那儿打铁、喝酒、弹琴、辩论。嵇康说，当时的政治生态，有地位的人欺上凌下，骄横的臣子肆意妄为，拥兵擅权。国君猜忌大臣，大臣算计国君，以前人搞政治是为了天下，现在的人搞政治是为了自己。嵇康也向赵至描述了他的理想：洛阳是一个有太多繁琐礼仪，等级森严又虚伪无聊的地方，他想要一个简朴自然的社会。他可以证明给天下看，摆脱那套虚伪礼法，自然、朴素，就可以快乐。

这之后，嵇康的样子常常出现在赵至的脑子里，自信、朴素，充满理想主义，还有一种让人着迷的，对权威的叛逆。第二年，赵至终于忍受不了日复一日没有乐趣也没有希望的务农生活，又被征发服兵役，于是装疯逃跑，披头散发，赤脚走了好长好长的路，去山阳找嵇康。他终于看见了那座嵇康曾经兴致勃勃向他描述的山阳别业，可是嵇康却不在了。

赵至不知道，在他为了自由与理想摩拳擦掌装疯逃跑的那些日子，嵇康的命运并不如他表现出的那样从容自信。

正始十年，高平陵政变，司马师杀了辅政大臣曹爽，彻底激怒了本来就看不惯司马家的各地挺曹势力，一时间风起云涌。本来，嵇康对曹爽也看不惯，可司马师的行为却彻底激怒了他——社会的道德底线被破坏了，原来糟糕，现在更糟糕。司马师兄弟四处出击，强逼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表态，拥护他们的，高官厚禄；反对他们的，严刑伺候。对于从没因为不服软而被揍过的嵇康来说，保持沉默就是默许这种“流氓行径”，所以嵇康罕见地、气愤地跳了起来。一个叫毋丘俭的在寿春发动反对司马师的武装进攻时，嵇康认为是天下对司马氏群起而攻之的时候了。已经三十二岁的嵇康像打了鸡血一样号召了好几百人，也要扛着自家的锄头铁锹上前线。他兴冲冲地找到了县里的领导山涛。山涛立刻泼他一盆冷水：不行。

山涛是很务实的人，从县里的办公室主任开始做起，算是个明白人：这种乌合之众怎么能管用？当年黄巾起义几十万人浩浩荡荡被曹操带着几千人就给歼了。无序的大多数永远被有组织的少数人奴役。嵇康还没来得及说动山涛，毌丘俭的首级就被送到了洛阳。

在这个乱世，嵇康手忙脚乱，可是却又有原则：他需要一个好的社会。却不知道，也许一个社会好，只因为它从未存在。

毌丘俭反叛的第二年，司马师死在镇压反叛的途中。司马师的弟弟司马昭上台之后继承了他的事业，继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下，终于轮到嵇康表态了。

在赵至去山阳寻找嵇康之前，正是司马昭频频派人向嵇康示好的时候。而嵇康，他冷笑一声，高喊着要做隐士，跑到河东去找大道士孙登玩儿去了。一躲，就是三年。

三年过去，世道已经翻天覆地。原来的好朋友们，阮籍、山涛都做官去了。尽管做得隐晦无比，可到底是服了软。司马昭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禅让”的把戏，向做皇帝最后冲刺。嵇康一看又火了：怎么就没人跳出来说一句“我反对”呢？他本来是无党无派，看谁也不顺眼，但天下噤声的时候，他跳出来，便成了“旗帜”。

嵇康能干什么？无非是说话写文章。简单地说，就是司马昭提倡什么，他就反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