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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康有一个可怜的儿子，嵇绍。嵇康死的时候，他大约十岁。能记事，但是不懂事的年纪。

在他后来的记忆里，对父亲的印象如同写在水面上的名字，也许融入了波心，但在平静的水面上，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很少提起他那个太过著名的父亲。在他的时代，政府对嵇康讳莫如深，学生们却爱他纪念他狂热地崇拜他。而他，作为嵇康唯一的继承人，却无法坦率地表达他对于父亲的情感。父亲曾经给他留下过礼物，那是一封信。纸寿千年，借着这坚韧的承载物，作为父亲的嵇康，在他缺席的嵇绍的成长过程中，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儿子身边陪伴他。跟那个愤世嫉俗的高傲的嵇康不一样，作为父亲，他坦白、赤诚，甚至啰里啰嗦、絮絮叨叨。

那时候，嵇绍还小，可能不记得了。桐荫初夏，竹影婆娑中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时候，背后那双满载着慈爱的眼睛平静地看着他，不激昂，不愤怒，平静而满足。养育一个生命是件奇特的事情，做了父亲的嵇康，对于儿子的要求不是循着他的脚步义无反顾地走下去。相反，他给儿子指明一条明哲保身之道，愿儿子做一个独立的、有风骨的人，最重要的是，做一个幸福的人。他到底还是希望儿子成为儒家的君子，而不是他自己叫嚣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他又哪里是“薄周、孔”了，济世救民，本是他的梦，但他太较真，以至于和孔融一样，看见污浊的现世玷污了自己的信仰便恨得跳起来要和它划清界限。

留给嵇绍的那封《家诫》是这样写的：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耀，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

……

不须行小小束脩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若人从我有所欲求者，先自思省，若有所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拒之，虽复守辱不已，犹当绝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此为与之多也。自不如此，而为轻竭。不忍面言，强副小情。未为有志也。

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行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后视向不言此事，无他不可，则向言或有不可，然则能不言，得其可矣。

……

外荣华则少欲，自非至急，终无求欲，上美也。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则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则便是不知矣。若见窃语私议，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时逼迫，强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

……

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鬻货徼欢，施而求报，其俗人之所以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

嵇康对自己能平安看着孩子长大似乎缺乏信心，所以留下了这封《家诫》。同时在临死前把嵇绍托付给了他宣布与之绝交的山涛，而不是与他更形影不离的向秀，或者更有名的阮籍。除了确定山涛的人品无可挑剔，更重要的是，他需要给宝贝儿子找一个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有质量地活着的典范，他要嵇绍成为一个不委屈自己，也不愧对古往今来典范的男人。对于嵇康这样一个从来不浪费时间筹划安排的人，这就是他的父爱了。

山涛和嵇康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的隐忍。山涛是一个有理想却又很现实的人，他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他比嵇康更能在夹缝里生存壮大。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现实的人，他存身正，行己恭，他用实用主义的方式去达到那些高缈的理想。

嵇康去世之后，嵇绍就与母亲一起隐居。嵇绍此时是反政府的政治犯后代，不能做官。作为那个名字也不能提的人的儿子，他像是一个不存在的人，生活在光不曾照亮的角落。但山涛，作为吏部郎，在朝廷上那些动辄得咎、举步维艰的较量中，他的眼睛从没离开过那座风光不再的庄园中的孤儿。他需要一个时机，让嵇绍登上朝堂。山涛的愿望大概看上去像是天方夜谭，但这是嵇康的愿望，也是他的光荣：穷独善其身，达兼济天下。更重要的是，当司马氏已经坐稳了江山的时候，一个现实的人，该做的不是沉睡在过去里唏嘘怨恨，他要改变的是未来。由嵇绍去改变未来，远比躲在父亲的阴影里碌碌无为一辈子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