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朋友：晚上好！

完没有想到，今天晚上居然会面对一个这么盛大、又这么拥挤的场面。我感谢诸位的一片好意，但又清楚地知道，大家来主要是出于一种疑问：那个占取了我们那么多阅读时间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这种疑问变成当面直观之后，对任何作者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为此，机智的钱钟书先生干脆就抵拒掉了：“你们吃了鸡蛋觉得不错就行了，为什么非要看看生这个蛋的鸡不可呢？”我这次显然是躲不掉的了，心中难免产生一种害怕，害怕大家在阅读中积累的印象毁于一旦，就像我的一个学生给我讲过的一种情感经历：未见面时一年的通信如火如荼，一见面后一小时内烟消云散。

我们头顶的横隔已经写明了今晚演讲的题目——旅行和文学。这个题目是宽厚的主办者给我划定的一个宽泛的范围，如果真的当作实际的演讲题，就显得大了一些。我在这个范围之内揣摩着大家内心可能会对我提出的具体问题，例如：“作为一个学者，是什么动因使你成了一个永远的旅行者？”

我的回答是：寻找文化现场。

好，那就把这个回答当作今天演讲的具体题目吧。

什么是文化现场

任何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化现象总会有一个传播的幅度。初一看，传播总是好事，传播得广一点，久一点，就能提升一种文化的价值，使它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接受考验，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这有什么不好呢？

有不好的一面。经过长距离、长时间的传播，一种文化常常会变形、扭曲，由具体变为抽象，由活体变为标本，由多面体变为单面体，有时甚至变得面目非，让人无法想像它的本来模样。到了这个地步，它可能仍然顶着原先的名称，这就造成了文化概念的混乱。诚然，一切文化现象都会变化，但任何一种自觉的文化现象不管怎么变化都不会完失落它对自身初始状态的记忆，因为初始状态是这种文化产生于世的基本理由所在，失落了，也就失落了它的生命基因。除了初始状态，任何一种文化也都会有它发展得最成熟、发挥得最透彻的一些中心地点和中心时段，在那里，这种文化的本质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但是，广泛的传播，使很多文化现象的初始状态、中心地点和中心时段都渺不可寻，人们似乎在享用着各种文化，又不知它们的本味，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在生活中我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体会：有许多我们身临其境的事情，听别人几度转述就觉得变了味，变味的地方有些可以指出来加以纠正，有些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要明白地指出来都很困难。这就是传播文本和实际体验之间的严重差距。

可惜，我们的文化思考大多是在传播文本中进行，在那里汲取资讯，在那里判别比较，最后如果有像样的成果，又把这个成果投入传播系统。这里夹杂着多少差错，多少谬误，多少臆测，多少自以为是，多少以讹传讹，只有天知道了。这种毛病又以中国文化为甚。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使中国文化人的队伍大幅度增长，又使这支队伍永远走着一条以背诵古籍来谋求官职的漫漫长途，这也就变成了中国文化最普遍的运作方式和消耗方式。小部分文化人从这条长途有幸登上官位，以后也就跌宕于宦海沉浮，虽然也有可能因政治上的身遭贬谪而远行千里，却与文化考察基本无关。只有极少数的学人在经历了这一切，或看破了这一切之后潜心学术，但大多也只能从古籍到古籍，从文本到文本，即只是做“半路接力”的工作，难于追根刨底、正本清源。

我所说的文化现场，就是针对这种状况提出来的。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各种还活着的文化一定能找到一两个与自己对应最密切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不管事情还在发生着或者已经发生过，都会以大量的感性因素从整体上让人体验那些文化的韵味和奥义，与文本记载互相补充，互相校正，这便是文化现场。作为一个文化人，在自己的脚力尚有裕余的时候，应该尽量多寻访这样的一些地方。

这就是我旅行四海的基本动因。即主要是为了更换一种文化思考的方式，而不是为了游记写作，写出游记只是副产品。后来因读者欢迎，副产品升格，我也就认真起来了，那是后事。

直接现场

文化现场有简单、复杂之分。简单的现场可称之为直接现场，复杂的现场可称之为间接现场。

直接现场就是一种文化的直接发生地，现在还在发生着，只要身临其境、真切感受，就能把握住这种文化的脉搏。看来这是文化考察的起点性要求，但即便在这一点上也常常发生问题。

先举一个极端性的例子。两年前我在一份正式出版物上看到对新加坡戏剧的介绍，未免大吃一惊。介绍中提到的作品和人物，我都很陌生，这不能不使我有点慌乱了，因为我到过新加坡很多次，住的时间很长，每次都给那里的戏剧界讲课，参与他们的各种活动和讨论，新加坡戏剧界又不大，我自认为早就熟识了其中的每一个团体和每一个个人，更何况一位新加坡研究生曾经在我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恰恰是《新加坡戏剧史论》，而我居然不知道那份新加坡戏剧概况介绍中所写的基本内容！后来终于明白，是那份出版物的作者搞错了。他没有到过新加坡，只是从偶尔获得的杂志文章上拼接出了那个介绍，其实那几篇文章是几个新加坡朋友对他们圈子里两个业余戏剧爱好者的夸张性表扬而已。这种错误，只要与新加坡戏剧现场稍有接触的人就能指出来。这就说明，现场给人一种整体序列，而文本，哪怕真正是“白纸黑字”，也往往是一个偶然性的断片，离开了整体序列很难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往常总是认为只有文字才具有把握局的概括性和逻辑性，其实真是未必。这虽然是一个极端性的例子，可说明的问题却不少。

在比较正常的情况下，我们如果平心静气地环视四周，也总能发现大量由于未能深入文化现场而作出的暧昧判断包围着我们，而且时间长，暧昧的判断又会上升为确定性判断，传播给别人。我从上海来，深知不少上海人对台湾的判断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原因是他们从一部分在上海投资的台湾商人身上概括出了台湾人的总体素质和文化方式，其实，一到台湾这个现场才知道，台湾企业家中很优秀的一部分可能还未曾问津大陆，而台湾文化界与大陆的实质性联系可能就更零碎了，因此上海人心目中的台湾基本上是不准确的，尽管就一个小局部而言倒是真实的。同样，我发现我们台湾不少朋友对大陆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判断也带有不少想当然的推理成分，即便有某些短暂性、局部性的依据，也与正确的文化判断有较大距离。一大堆花瓣拼接不出一朵活花，一大堆准确的远距离情报也与活生生的事实真相咫尺天涯。大的事情暂且搁置不论，最小的例子其实也是一样，顺手拈来的一个小例子是我本人，港台报刊曾登载过一些有关我的传闻，我的过去，我的今天，我的未来，都涉及了，十分有趣。很多台湾朋友看了将信将疑，频频问我，但大陆的朋友基本上不会相信，这就是生活现场的差异。

由此可知，直接现场也就是一个明确无误的空间方位，只有这个空间方位才能提供一系列充满活气的综合信息，来确证或否定各种事实发生的可能性、合理性以及运行轨迹，很难被局外的捕风捉影所替代。不是说花瓣拼接不出活花吗，活花的生命，在于它在大地上的那个扎根点。

以小见大，世界上不同文化群落之间的隔阂与沟通，也是以是否互相深入文化现场为契机。玄奘到印度取经，看似着眼于佛经文本，实际上更重要的是深入佛教发生地这么一个重要的文化现场，这使部佛教文本都具备了充足的母体依据。在十八世纪，当中华文明和欧洲文明终于有规模地狭路相逢的时候，互相都不理解，但相比之下，欧洲对中国文化现场的深入，更为主动也更为提前，这只要读一读法国耶稣会传教士留下的通信和英国马嘎尔尼留下的日记就可明白，因此在后来两种文明的冲撞中他们也就有利得多，而中国方面，对欧洲的了解则长期处于“海客谈瀛州”的状态，光凭着可笑的臆想和推断与对方交涉，自然处处被动，笑话连连。

即便在同一个国家，历史上很多争斗固然起因于权力分配，但也有很多争斗则起因于文化心理方位上的差异。要在文化心理方位间获得疏通，可以靠纵横家们的雄辩之术，可以靠性理学家们启发良知，但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互相体察彼此的生态立场，深入对方的文化心理现场。这一点，好像历来并不那么重视，十分可惜。常见的情况是，只获悉对方的一些零星情报，听到一堆无法确证的传言，就已勃然大怒，拍案而起，然后彼此你一拳我一脚地开打了，至于对方究竟怎么想的，这些想法又有什么环境依据，则都未曾设身处地。此种情景就像老戏《三岔口》，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互相根本还没有看清对方的面容，摸清对方的套路，就已经打得热火朝天、气喘吁吁。这时候多么需要有一盏灯啊，把各个方面都照亮。

寻找文化现场，就是寻找那盏能够照亮对方、照亮环境，于是也随之照亮自身态度的灯。多一点这种寻找，就少一点历史的盲目，少一点无谓的消耗。

间接现场

间接现场是指事件已经过去、地点比较泛化的次现场。对于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许多重要的文化现象余绪犹存，但它们的重点爆发期已经告一段落，往昔爆发的现场残烟缭绕、陈迹斑斑。我们当然不可能赶上一切文化的爆发期，既然如此，何妨退而求其次，去寻访遗迹的现场。有时，这种现场在地点上也是不确定的，或许只是一种类似性、可能性的历史情景，遥远的时间把一切都搞模糊了，但即便是这样，也要去寻访。

这些年我走得最多的，恰恰是这样的现场。也许有人要说，值得寻访的直接现场已经多如牛毛，为什么还要风餐露宿地去寻访那种虚无缥缈的间接现场？有人甚至认为，寻访间接现场是对现实麻烦的回避，或许是一种安的生存策略。这都是误解。在我看来，直接现场固然重要，间接现场却也有一系列超越直接现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