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学生的清议早在前汉之时，就已经有了，其间以太学生王咸举幡聚众、拦道丞相车架请愿、诣阙上书，营救被下狱问罪的司隶校尉的鲍宣最为出名。而到了本朝，太学生参与朝政，才是真正的兴旺之季。特别是到了桓、灵二帝之时，太学生的运动高潮迭起，而且一次比一次强盛。

如桓帝之时，冀州刺史朱穆打击宦官权贵，被宦官构陷，问罪下狱，时为太学生领袖的刘陶就带领着数千太学生、士人诣阙上书，大声指责宦官集团的罪恶，赞扬朱穆出以忧国之心和志在肃清奸恶的立场，表示众多太学生、士人愿意代替朱穆服刑劳作，如此声势之下，桓帝虽然心中不满，但碍于舆论压力，不得不赦免了朱穆。再到周良所言的太学生张凤等人诣阙上书，成功营救皇甫嵩一事，直到最后，党锢之祸再起，年过八旬的陈蕃闻讯，率太尉府僚及太学生数十人拔刀剑冲入承明门，声称要清君侧，尽数被捕而终。

这些太学生确实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影响动摇了多次朝廷之上的君臣决议，干出了一番代价惨重的轰轰烈烈的大事情。而太学生的领袖如郭林宗等人，就更是名动天下，褒贬人物，在士林的舆论之中掀起了一场场的风暴。

可惜太学生清议朝政，针砭时弊的盛况已经随着党锢之祸烟消云散，鸿都门学后来居上，作为宦官与党人的太学相抗衡的产物华丽登场，诸多鸿都门学中依附宦官的士子学成辞赋字画之后，就被外放到了地方出任刺史、郡守之职，权势炽热一时，但如今也随着宦官一派的尽数被灭而走向衰败。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阎行时下能想到的，就是既不能轻视、排斥甚至打压这种清议，但一定程度又得去引导这种清议的话题走向，防止朝廷完全陷入到了被动之中。毕竟，这种“一字之褒，宠愈华衮之赠;一言之贬，辱过市井之挞”的褒贬人物优劣的做法，失去了节制和约束，就会演变成坐堂客的夸夸其谈，严重的话更是演变成一种空谈误国之论的社会风气。

想到这里，阎行也放下箸匕，开始低声说道：

“党人清议，虽云以德相交，所行皆有大义为导向。但其中亦不乏士子儒生以利厚而比，或以名高相求。同则誉广，异则毁深，朝有两端之议，家有不协之论。本朝之初，马伏波告诫子侄时曾言‘龙伯高敦厚周慎，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清浊无所失，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元善可知此言何哉？”

龙述龙伯高、杜保杜季良，一个清白自爱、廉洁奉公，一个豪名远扬、交友广泛，都是本朝开国之初的官员，也和周良一样是三辅人士。马援身居高位，不愿意自己的子侄效仿杜保，而要他们效仿龙述，这是为什么呢？阎行没有故意卖关子，他很快就接着说道：

“马伏波曾言‘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救之士，所谓刻鹊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迄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将下车辄切齿，州郡以为言，吾常为寒心，是以不愿子孙效也。’故以我观之，博取声望、哗众取宠者多，清高自守、不受请托之士少，党锢之祸，牵连甚众，惨酷愈烈，又岂能无一二缘由乎？”

对于周良口中的太学生用清议压服了当权宦官，阎行是持保留态度的，很多太学生或是热血为国、或是为了博取虚名，都聚集在一起抨击朝官，这种结果就是宦官一时之间会被这种群情汹涌的舆论逼迫退步，但最后就是这些学子文士被宦官借着“结党营私”的罪名一网打尽，党锢之祸牵连那么多人，州郡士人之家为之残破，和这种士人之家的清议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周良自然很快也就听出了阎行的弦外之音，他对阎行指出他逻辑上太学生的清议压服当权宦官的漏洞也是谈笑间掩饰过去，频频举杯向诸人上寿，而马蔺粗人一个，也没有听明白阎行为他扳回了一局。阎行也不深究这些，众人又饮了几卮酒后，席间的气氛也渐渐融洽起来，开始有说有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