弭兵和谈，乃至进一步的结盟，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双方必须有相同的利益，最不济，双方的利益也得有互补性。

所以戏志才认为，既然先前“边谈边拉，边打边谈”的策略在随着袁绍的强势介入后，已经无法解决关东的困境，甚至连拖延、维持关东的当下局面都很难办到，那就不如放弃之前的“战”，选择眼下的“和”。

而与曹操“和”，远比与袁绍“和”来得要有把握。

袁绍和阎行争的是河内郡，可让出了河内郡，则河东、河南两郡就有朝夕受敌之忧，阎行必然会寸土不让。

双方的利益上从根本就是相违背的，在赤裸裸的实力和利益面前，河东想要和袁绍“和”，那只能是“求和”，可阎行又不愿意退出河内郡，那这场遣使“求和”注定是比登天还难。

但曹操和阎行争的是天子，或者说本质上是争夺汉室的“名与器”，双方既然没有涉及切身利益的辖地之争，那在瓜分“名与器”的“议和”上，就还存在可以商榷转圜的余地。

翟郝出击袭击了曹军的运粮车队，曹军随后又攻占了荥阳、敖仓两座重要城池，这一来一往，明显还是阎行一方处在劣势。

但因为曹操投鼠忌器，害怕将河东上下逼急了，阎行效仿董卓两败俱伤的手段，鸩杀天子、迁徙朝廷，所以曹军虽然占着明面上的优势，却没有急着攻打虎牢关。

王必也依然留在雒阳城，做着奉迎天子的最后努力。

此时早点与兖州的曹操议和，在瓜分汉室的“名与器”上达成协议，那双方就可以各取所需，奉迎天子的曹军需要返回他们的兖、豫之地，巩固自己的州郡，而河东的兵马也就可以及时转向西面，专注于夺取关中。

与此同时，在用天子和兖州议和、退了曹军之后，共县—汲县一线见利进军的河北大军面对着河内的坚壁清野，无利可图之下也会渐渐把红眼睛转向奉迎了天子的盟友身上。

这就是身处雒阳城的戏志才殚精竭虑为阎行谋划的，相比起周良那残酷粗暴的手段，这个策略显然对河东的未来考虑得更加长远，也更加全面。

但阎行对戏志才的谋划，同样也存在疑虑。

阎行虽然承认戏志才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即对天子和朝廷的争夺，本质上是对汉室“名与器”的争夺。

而“名与器”都是为了在乱世争霸服务的，那在攸关全局安危的时候，代表着“名与器”重要部分的天子和朝廷，也是可以作为交换的筹码转让出去的。

可是，阎行怀疑戏志才对袁绍和曹操的判断。戏志才觉得，若是曹操得了天子、迎得了朝廷，那他首要之事就是要去择选一处可攻可守的战略要地作为新都，并以此作为核心，苦心经营，一心巩固兖州、豫州的地盘。

而见利起意、趁虚用兵的袁绍在见到自己的盟友奉迎天子退兵之后，也不会独力死磕河东这块硬石头，而是会将注意力转向已经攫取到最大利益的盟友身上。

这两个分别对袁、曹的判断本身没有错，但阎行顾虑的是戏志才谋划得太乐观了。

袁、曹和之前面对的白波、卫范、张济、张杨、李郭等敌人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对崛起的河东势力而言，都是具备长远战略并且拥有强大实力的乱世强敌。

或者说，最初的乱世群雄之争，逐渐走向了尾声。在阎行用武力淘汰了以上敌人的同时，袁绍、曹操也用各种手段，淘汰了韩馥、黑山、于毒、公孙瓒、黄巾、袁术、陶谦、张邈等一大批敌人，三家共同站在了这个乱世的顶端。

接下来，就会进入三家的巩固和吞并的时期。

戏志才对此，还缺乏一点前瞻性的认识。所以，他没有敏锐地意识到，奉迎了天子、达到了目的的曹操，虽然因为没有切身利益的冲突，不会再和河东鏖兵交战，却他却有可能利用天子和朝廷，重新收回瓜分给阎行的“名与器”，乃至在稳定迁都局面之后，翻面无情，将经营关中的阎行指为乱臣，让河东这股崛起的势力再次陷入到民心、舆论的不利局面。

鉴于天子对西凉军将校的仇恨，以及阎行不久前深陷舆论漩涡的切身感受，相信少年天子是乐见其成的。

而独力对峙、无利可图的河北大军会退兵罢战，也是过于低估河北的一干君臣的。关中的乱局是天下群雄都知道的，袁绍不一定就没有远见，他明知阎行要将主力转向西边，还会放弃屯兵边界，掣肘河东的机会吗？

难说，但阎行绝不会乐观地去低估敌人。

换句话说，对付困守一隅的公孙瓒、掣肘河东全力争夺关中、软硬兼施来攫取盟友曹操手中的利益，这对于地跨四州、实力雄厚的袁绍来说，并不是一项只能单选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