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跃民、袁军和郑桐几个小子无所事事地站在街头，正想办法寻开心。

钟跃民头上戴了一顶黄呢子军帽，他手扶自行车车把，一条腿跷在车的横梁上，另一条腿撑住地面。他轮廓分明的脸上有一种与这个年龄不相称的骄横之气。

袁军站在一旁，他披着一件草绿色的马裤呢军大衣，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弹簧车锁。郑桐一副白面书生的模样，戴着眼镜，穿着一身蓝制服，双手插在裤兜里。

前几天刚刚下过一场雪，地面已经开始融化，原本雪白光洁的路面被车轮和脚印搞得很脏乱。他们肆无忌惮地起着哄，用手在指指点点，眼睛盯着两个从街对面一家食品店里走出来的漂亮姑娘。

袁军用手捅捅钟跃民，坏笑着朝街对面努努嘴道：“跃民，这回可看你的啦。”

钟跃民笑着摇摇头：“你丫别净招我犯错误。”

郑桐挖苦道：“色大胆小了吧？”

同伴们一拥而上，起着哄地对他推推搡搡。钟跃民在同伴们的起哄下有些下不了台，他把自行车支好，扶了扶帽子，然后晃晃悠悠向街对面走去。

周晓白是和好朋友罗芸一起出来的，她们本来想逛逛街，因为在家里待着实在无聊。

今天周晓白的情绪很恶劣，就在短短的半个小时里，她们连续遭到两伙男孩子的纠缠。这些人真是无聊至极，就算你有心追求女孩子，也该有点儿礼貌，上来就直愣愣地一句“嗨，交个朋友怎么样”，这不是找骂吗？周晓白终于忍不住了，把刚买的一盒冰激凌摔在一个家伙的脸上，那家伙没想到这小妞儿这么大脾气，竟愣在那里，周晓白拉着罗芸转身出了食品店。

谁知刚出虎口，又入了狼窝，钟跃民正在外边等着呢。他满脸灿烂的笑容，张嘴就是一句：“哎哟，这不是表妹吗，怎么在这儿碰上啦？得有两年没见了，姨和姨夫好吗？”

周晓白和罗芸都愣了，心说，这人有病是怎么着，张嘴就叫表妹，还真拿自己不当外人。

周晓白没好气地说：“看清楚了，谁是你表妹？”

钟跃民面不改色，一脸真诚：“表妹，你不认识我啦？我是你表哥啊，你再仔细看看。真是女大十八变，才两年工夫，我都认不出来了。”

钟跃民的真诚还真把周晓白给唬住了，这人还真不像坏人，也许他是认错人了。

周晓白的口气缓和了：“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表妹，我也没有表哥。”

钟跃民很执拗：“别跟你哥开玩笑，你就是我表妹王小红。”

“我再和你说一遍，我不叫王小红，你认错人了。”

“认错人了，不对吧？你真的不是王小红，那你叫什么？”

“我叫周晓白，这下你明白了吧？”

得，钟跃民等的就是这个，才几句就把这小妞儿的名字给套出来了，看来今天有戏。钟跃民一拍脑门：“哟，看来我还真认错人了，对不起，您瞧我这老眼昏花的，实在不好意思。”

周晓白问：“你还有事吗？要是没事我们走了。”

“周晓白同学，咱们这就算认识了吧？这真是缘分，要不是我认错了人，咱们今天就失之交臂了，那还不遗恨终生？你们现在去哪儿？我送送你们。”

周晓白突然沉下脸：“我明白了，什么认错了人，闹了半天还是又碰上流氓了，罗芸，咱们走。”

钟跃民嬉皮笑脸地拦住她们：“哟，怎么说着说着就翻脸啦？周晓白，你一生气还真像我表妹，不行，不管你是不是，今天我还就认你这个妹妹啦。”

周晓白和罗芸不说话，只是厌恶地躲开钟跃民继续走路。

钟跃民讨了个没趣，他回头望望同伴们，袁军一伙儿正乐得前仰后合，轻佻地起着哄。

钟跃民又绕到姑娘们的前面继续纠缠着。

一伙青年正骑着自行车从这儿经过，为首的是张海洋，他戴着一顶羊剪绒皮帽，穿着一身国防绿军装，个子有18米，与钟跃民同样是一脸骄横之气。他的同伴们都穿着军装，但显得很杂乱，好像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有。这显然是群部队大院的孩子。他们见钟跃民正在纠缠姑娘，便纷纷停下车。

一个青年认出了周晓白：“海洋，那不是咱们大院的周晓白吗，周副司令的女儿，住将军楼的那个妞儿。”

张海洋把烟头一扔：“嘿，这帮孙子是哪儿的，敢拍咱们院儿的人？走，过去看看。”

大家一拥而上，围住钟跃民。张海洋一把揪住钟跃民的衣领，开口便骂：“孙子，你活腻歪了吧，敢拍我们院儿的人？”

钟跃民并不示弱，他冷笑一声：“嗬，想碴架是怎么着？找死呢？”他话音没落，藏在袖子里的弹簧锁已经呼啸而出，弹簧锁猛地抽在张海洋的头上，张海洋头上的羊剪绒皮帽被打飞了。

张海洋的同伙们纷纷掏出家伙扑了上来。

街对面的袁军一伙儿见这里风云突变，立刻扔掉手中的香烟，纷纷亮出弹簧锁冲过马路，双方在街头激烈地对打起来。

一个青年捡起半块砖向袁军劈面砸来，袁军敏捷地躲闪开，他身后的商店橱窗玻璃“哗啦”一声被砸得粉碎。

郑桐和一个高个子青年刚一交手，眼镜就被对方一拳打飞，他觉得眼前的景物变得模糊起来，这使他感到很愤怒，便急于报复，忙乱中他将一棵树当成了对手，狠狠地将半块砖头拍在树上。

一个正在散步的老人被张海洋一把抢走拐杖，老人跌了一跤，他坐在地上双手拍着大腿破口大骂，而那拐杖已经变成了武器，狠狠地敲在钟跃民的头上，拐杖断成两截。

钟跃民的头上流血了，他用手抹了一把，又火冒三丈地扑上去。

袁军冲进商店，抄起一把椅子砸碎放消防栓的玻璃门，拿出消防斧冲出门。

张海洋一伙儿见袁军来势凶猛，纷纷躲闪，袁军高举着消防斧追逐着。

这时，两个身穿藏蓝色警服的警察骑着自行车从这儿路过，见此情景忙下车制止。

斗殴的双方一见警察来了，顿时作鸟兽散。两个警察大声吼叫着分头追去……

一部捷克斯洛伐克产的老式电唱机中飘出了《山楂树》的歌声，钟跃民头上缠着纱布坐在客厅里的沙发上，他半合着眼在欣赏歌曲，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袁军、郑桐等人气喘吁吁地推门进来，他们一见钟跃民头上的纱布，便幸灾乐祸地笑起来。

郑桐说：“跃民，让人花啦？”

钟跃民摸摸脑袋，不在意地说：“没事，蹭破点儿皮，你不看看咱哥们儿的脑袋是什么材料做的，那拐棍儿都断成两截了，这可是正宗铁布衫功夫。”

“你丫就吹吧。”

袁军笑道：“你丫怎么跑得这么快？哥儿几个正跟人浴血奋战呢，再一找你，连他妈影儿都没了，不仗义，真不仗义。”

钟跃民不爱听了，他回骂道：“去你大爷的，你没瞧见那大个子警察一下车就直奔我来了，你说他眼神儿怎么这么好？上来就拿我当主犯，我不跑还等什么？”

袁军说：“你小子当然是主犯，反正要是警察逮住我们，哥儿几个立马儿一块儿揭发你，就说你是咱这流氓团伙的头儿，老教唆我们犯错误，本来我们都挺纯洁的，可钟跃民这孙子净教我们使坏，我们属于受蒙蔽。郑桐，你把党的政策给他交代一下。”

郑桐严肃地说：“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

大家附和着：“没错，没错，该毙了钟跃民这孙子。”

钟跃民一扭头，见郑桐的眼镜已经裂开了花，想起打架时似乎没见他的身影，便问道：“郑桐，刚才打架时你丫在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你？”

郑桐有些不好意思：“有个大个子一巴掌把我眼镜打飞了，我当时就怒了，一板砖拍过去，觉着手感不对，闹了半天拍树上了。哥们儿赶紧找眼镜戴上，又拎起板砖照着一个人准备拍，定眼一瞧，我操，是他妈警察，吓得我把砖头一扔，没命地跑了。”

郑桐的父亲郑天宇是部里的高级工程师，是留过洋的知识分子，不像钟跃民、袁军等人的老爹，都有战争背景。郑天宇是个厌恶暴力的人，郑桐从小受此影响，从来不敢和别人打架。这些日子，在钟跃民和袁军等人的怂恿下，郑桐也学会了打架抄砖头。但他天生不是个打架的料，每次打架他只要发现对方比己方人多，总是先没了底气，第一个逃跑。所以，这成了郑桐的短处，被袁军牢牢地捏着，动不动就把此事拎出来嘲笑郑桐，郑桐自己也认为这是件很丢脸的事，谁提这件事就跟谁急。

偏偏此时袁军又一脸不屑地说：“这孙子跟他爹一样，整个一臭知识分子。”

郑桐拉下脸：“知识分子怎么啦？”

袁军嘿嘿一乐：“酸呗，一身的酸气。”

郑桐立刻反唇相讥：“你爹呢？斗大的字不识半升，在部队扫的盲吧？哥儿几个，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不听？”

众人一听，来了情绪，纷纷怂恿郑桐快讲。

“话说那年袁局长刚从部队转业，到机关后正赶上‘四清’工作队下乡，于是袁局长又兼任工作队队长的职务。有一天工作队帮农民割麦子，袁局长忽然觉得尿急，便找个僻静处去方便，没一会儿袁局长捂着裆蹦着回来了，你们猜怎么回事？”

钟跃民问：“是不是袁局长一屁股坐镰刀上啦？”

郑桐摇了摇头：“不对，你们这帮人太缺乏想象力。原来是有一截接水泵的电线绝缘皮破了，袁局长没注意，掏出‘老二’对着电线就尿，只听‘咣’的一声，袁局长捂着‘老二’蹦了起来，只觉得裆下麻酥酥的，像是被净了身……”

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钟跃民从沙发上滚到地上，乐得直不起腰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这事儿要是发生在袁军出生之前就麻烦啦，把袁局长的‘老二’给电废了，还能有袁军吗？”

袁军恼羞成怒，他不敢和钟跃民翻脸，却敢惹郑桐，他抄起桌上的烟灰缸：“我花了你丫的。”

郑桐也不甘示弱地站起来：“你敢！”

众人赶忙一拥而上，把两人拉开。

钟跃民正色道：“哥儿几个，咱们聊点正事，我听说中央芭蕾舞团的《红色娘子军》要公演了，在天桥剧场，星期六开始卖票。”

大家一听都来了精神，这两年的娱乐少得可怜，从1966年“”开始以来，别说芭蕾舞，连电影也没演过几部，除了《列宁在1918》，就是《列宁在十月》，大家都快把台词背下来了。

郑桐一听，顿时就把刚才的事忘了：“我操，这机会可不能错过，咱们星期五晚上就去排队吧，等到了星期六早上再去买票黄瓜菜都凉了。”

袁军摩拳擦掌地说：“跃民，这回有热闹看了。我估计天桥剧场卖票那天，全城的顽主都得来，咱们得多去点儿人，还得带上家伙。”

钟跃民点点头：“我把李奎勇叫来，那小子打架是把好手。”

袁军说：“又是那个李奎勇，你找他来也不觉着丢份儿？”

钟跃民有些不悦：“袁军，论打架你差得远了，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出手又快又黑，要说单打独斗，咱们这里没人是他的对手。”

袁军对钟跃民赞赏李奎勇颇不以为然，嘟哝着：“狗屁，会摔跤有什么用，他能扛住菜刀吗？我倒要看看他有什么本事。”

钟跃民拉下脸：“怎么着，要不你先跟我练练？”

袁军这才不吭声了。

当年钟跃民随父亲从南京调入北京工作，由于是半途插班，一些专收干部子弟的小学制度较严，无法安插，钟跃民只好暂时被安插到一所普通小学。在那里钟跃民认识了李奎勇，他俩在一个班里上了半个学期课，两人成了朋友。李奎勇的父亲是蹬三轮儿车的，他家的孩子多，家境贫寒。李奎勇从小就练摔跤、举石锁，在学校里打架不要命似的，没人敢惹。那时的钟跃民还不像现在这样胆大包天，对李奎勇的摔跤功夫佩服得五体投地。四年级的第二个学期钟跃民就转学到了育英学校，不过，他和李奎勇一直保持着来往。

上一场雪还没有化尽，新雪又开始零零星星地飘落，风刮得很紧，好端端的大白天刮得跟黄昏似的，风夹着雪粒打在人脸上生疼。钟跃民、袁军和郑桐竖起大衣领子挡着脸，低着头顶着风去看望他们被隔离审查的父亲。

探视之前，照例要先接受主任王占英的训话。王占英在“”以前是个科长，是部里第一个起来造反的干部。此人还算正派，就是观点太激进，他真诚地认为钟跃民等人的父亲罪大恶极，枪毙了他们都不过分。至于钟跃民、袁军、郑桐等人，是属于上梁不正下梁歪，老子是走资派，儿子们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小流氓。

王主任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语重心长地训诫着：“你们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党和人民并没有抛弃你们，希望你们能和自己的走资派老子划清界限，站在毛的革命路线一边，敦促你们的父亲彻底交代自己的反党罪行。要让他们明白，党和人民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是对他们的挽救。咦？钟跃民，你怎么站着呢？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整个身子成三道弯儿，一条腿还晃着，你摆出这副流里流气的样子给谁看呢？”

钟跃民显得很委屈：“王主任，您冤枉我了，我出生的时候就一腿长一腿短，就因为这点儿生理缺陷，袁军他们老欺负我，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地不平’。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长成这样又不是我的错误，干吗老欺负我们残疾人……”

袁军一脸坏笑地说：“王主任，您可千万别信这小子的。我太了解钟跃民啦，他身上那点儿零件都是可长可短。上次在澡堂洗澡，他把两腿一叉，两条胳膊一伸，还问我，猜吧，这是什么字？我说这还用猜？这是‘大’呀。您猜他说什么？他愣说是‘太’字，我说为什么是‘太’呢？他说，你没看见我那儿还有一个点儿呢？我再一看，可不是，他两腿之间还真有个点儿，刚才我没留神，所以我给看成‘大’了，谁知就这么会儿工夫他那儿忽然直了，于是就成了‘太’。我说，要是那东西也算，那我也会，我一个立正，就成了‘卜’字……”

郑桐连忙插话：“我证明，钟跃民的确是两条腿不一边齐，我们班有个同学还给他写过一首诗呢，是这么写的，‘远看金鸡独立，近看骏马缺蹄。跑似风摆荷叶，躺在炕上不一边齐’。”

钟跃民笑道：“郑桐，你丫就挤对我吧，我操你大爷……”

王主任一拍桌子：“住嘴，说你们是小流氓我看一点儿都没冤枉你们，年纪轻轻的，怎么就学得这么坏？咱们这大院有不少‘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怎么人家就不像你们这么坏？”

钟跃民说：“王主任，您说我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我爸是走资派，所以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王主任挠了挠头，不知他这么说是何意，只好说：“这么理解是可以的，毛是这样说的，不要叫他们‘黑帮子女’，应该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钟跃民一听主任上了套，立刻来了劲儿，振振有词地说：“那么您是主任，您的孩子该怎么称呼？显然是和我们有区别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反义词应该是‘不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王主任火了，他把桌子一拍，厉声喝道：“钟跃民，你不要胡搅蛮缠，再胡闹我就取消你今天的探视资格。”

王主任确实小看他们了，这几个小子一肚子坏水，而且配合默契。钟跃民激怒了王主任，袁军便忙着打岔，以分散王主任的注意力：“主任，我们每月发的15元生活费太少了，党和人民能不能再给我们增加点儿？上个月还不到20号，我就没钱吃饭了，全靠着东要点儿、西蹭点儿过来的。我还去饭馆捡过人家吃剩的东西，您瞧我这脸色，是不是发绿？这是饿的，老这么下去也给咱社会主义祖国脸上抹黑呀，您说是不是？”

郑桐也添油加醋地附和着：“主任，我们可都是祖国的花朵，是花儿就得常浇水，不然就旱死了。”

“就是，我们简直连花儿都算不上，还是花骨朵呢，不给我们浇水，我们怎么含苞欲放？您可别忘了，毛说，埋葬‘帝修反’的重任要靠我们这一代去完成。我们天天盼着能早一天长大成人，去完成祖国交给我们的重任。现在可好，花儿还没开呢，却快旱死了，革命事业后继无人了。”钟跃民补充道。

王主任一脸不耐烦地说：“到底是走资派子女，嘴儿都挺能说。告诉你们，这是规定，被隔离审查人员在审查期间本人和家属一律发生活费，15元的标准是国家规定的，多一分也不行。”

钟跃民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操，我算是看出来了，把我们饿死，也是‘’的战略部署之一……”

王主任一瞪眼：“钟跃民，你说什么呢，你敢再说一遍？你这是典型的反革命言论……”

郑桐连忙打岔：“王主任，您还管不管你们家老三了？他老是欺负我。”

王主任不是个思维清晰的人，他的注意力很容易被分散，这次又上了郑桐的当：“是吗，我们老三怎么欺负你了？”

郑桐一脸委屈地说：“上次在院门口，他拦住我，说要找个地方和我单练。我说，‘老三，你这就不对了，毛教导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我不和你打，你我有什么问题可以找组织解决，打架斗殴是不对的。老三，你爸爸好歹也是个17级的科长，凑凑合合地也算是个革命干部吧？你身为干部子弟，是不是应该给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同志起点模范带头作用呢？’王主任，您说，我这话没什么错吧？可你们家老三二话没说就给我一个嘴巴，抽得我两个眼睛里冒出了很多小星星，金灿灿的，我感到天旋地转……”

王主任的三儿子王跃进是个弱智的孩子，偏偏郑桐和袁军见着人就搂不住火，王老三没少受他们欺负，现在郑桐居然倒打一耙。

王主任有些疑惑：“我家老三，不会吧？他是个老实孩子，净受别人欺负，他没这个胆子欺负人呀？”

袁军说：“这您就不知道了，我在我爸面前也装得老实着呢，可一出了门就不是我了，您家老三也是这样。”

王主任哼了一声：“好吧，回去我问问他，如果属实，我会管教他的，要是你小子骗我，我可饶不了你。”

郑桐道：“算了吧，您问也是白问，这年头儿谁干了坏事还认账呀？袁军上次在大礼堂的舞台上撒尿，让人家管理员把‘老二’都攥住了，这孙子还一口咬定没尿呢。”

袁军不爱听了：“去你大爷的，你丫才在舞台上撒尿呢。”

王主任喝道：“都给我住嘴，耍什么贫嘴？看你们一个个这二流子样儿，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现在你们可以进去探视了，钟跃民，你父亲在5号房间，袁军、郑桐，你们的父亲在8号房间。”

钟跃民、袁军、郑桐走进长长的走廊，他们辨认着房间的号码。

钟跃民悄悄问郑桐：“王老三真抽你来着？”

郑桐嘴一撇：“抽我，还反了他啦？是我给丫一嘴巴。哟，8号，我们进去了。”

郑桐和袁军走进8号房，钟跃民推开5号房的房门走了进去。

钟跃民的父亲钟山岳当年参加红军队伍之前是长沙师范学校的学生，好舞文弄墨，经常在小报上发表些小块文章和评论。他是鲁迅先生的忠实崇拜者和捍卫者，若是有人在报刊上和鲁迅过不去，钟山岳马上口诛笔伐，和对方展开论战。有个笔名叫“绿野”的家伙，经常在报刊上和钟山岳较劲，钟山岳说鲁迅的文章好，绿野就准跳出来大肆诋毁，两人便你来我往地展开论战。一开始双方都还像个绅士，辩论的内容还只局限于文艺方面，后来就不行了，言辞越来越锋利，最后发展到彼此进行人身攻击、互相谩骂的地步。钟山岳年轻气盛，又多看了几本法国，于是按照西方贵族传统给绿野写了封信，要求找个地方进行决斗。绿野自然不甘示弱，欣然应战。双方各自带了证人在郊外的一片小树林里见了面，钟山岳在衣袖里揣着根铁棍，他发现对方的兵器很阴毒，看着似乎是根文明棍，其实是根“二人夺”，一旦拉掉鞘，就变成一把锋利的剑。钟山岳心知肚明，在决斗中根本不给对方拉掉剑鞘的机会。他贴身上去，以短制长，一铁棒将对方打成严重脑震荡。他自知惹下大祸，警察局饶不了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夜逃出长沙，到湘西投了贺龙。这是1935年的事。

钟山岳到辽沈战役时已经是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中最年轻的主力师师长了，部队马上要打锦州的时候，他认识了东野总部的宣传干事姚萍。当时姚萍风华正茂，又是大学生，东野各纵队中师团级干部里有一半都是光棍，大家都知道总部有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光棍们有事没事就往总部跑，和姚萍搭不上话，就是看一眼也好，那眼神都跟狼盯着羊似的。

钟山岳听说后也动了心，他带着警卫员骑马到了总部，牵着马四处溜达，两只眼睛像雷达似的到处扫描，结果碰上了罗荣桓政委，罗政委说：“小钟，你鬼鬼祟祟地找什么呢？”

钟山岳张嘴话就来：“我来看看罗政委。”

罗政委笑道：“怎么你们这些光棍见了我都是这话，我有这么大面子吗？你就别在我这儿耽误时间了，该去哪儿就去哪儿。”

钟山岳后来在井台上发现了姚萍，姚萍当时正在洗衣服，钟山岳牵着马走到姚萍面前：“你就是姚萍？”

姑娘点点头。

钟山岳又说：“我是五纵二师师长钟山岳，你仔细看清楚了。”

姚萍还真抬头仔细看了看他。

钟山岳当时刚满30岁，相貌英俊，身材适中，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黄军装，皮带上挂着一把名贵的象牙柄。

姚萍当时有些蒙了，她言不达意地问：“您有事吗？”

钟山岳说：“我们已经把锦州围得像铁桶一样，总攻快要开始了，要是我们解放了锦州，我就回来娶你，你等着我。”他说完就蹿上了战马，头也不回地扬鞭而去。

姚萍愣在那里足有半个时辰没缓过劲儿来。

钟山岳和姚萍结婚后，钟山岳问姚萍：“当时有那么多人追求你，你怎么就单单看上了我？”

姚萍反问道：“不是你说的叫我等你吗？”

姚萍命薄，1952年生下钟跃民后，她就因肌瘤切除了，因此，钟跃民注定不会有弟弟妹妹了。钟跃民10岁那年，姚萍患肝癌去世。

钟山岳从此没有再娶，这倒不是他不想再成家，而是没有合适的，加之工作繁忙，实在是顾不上。

钟山岳性格复杂，他早年是个浪漫的文学青年，喜欢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喜欢新诗，有时也写上几首，内容无非是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的伤感爱情。多年以后，他意外地在一张20世纪30年代的小报上发现自己当年的小诗，差点儿酸倒了牙。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使他从一介书生变成了一个从外貌到语言都很粗犷的汉子，难怪当年姚萍对他一见倾心。

钟山岳和儿子钟跃民关系不大好，这父子俩太相像了，遗传基因的神秘作用使钟跃民从小就不大安分，而钟山岳像世间所有父亲一样，早忘记了自己儿时调皮捣蛋，对儿子的行为通常是采用触及皮肉的教育方式，父子俩的关系曾一度很紧张。不过，自从钟山岳被隔离审查后，父子俩的关系倒好了很多，来探视父亲的权利还是钟跃民硬跟的人闹才争取来的。

钟跃民走进关押父亲的房间，见钟山岳正在写交代材料，他把一些换洗衣服和牙膏、肥皂递给父亲说：“爸，您还好吧？”

钟山岳哼了一声：“放心吧，我一时还死不了。”

钟跃民信口开河地说：“爸，我都替您冤得慌，您革命了一辈子，越混越不行，最后混得让个科长给关起来了。早知道这样，您当初还不如投国民党去呢。”

钟山岳火了，他一拍桌子：“跃民，你又胡说八道，这是什么地方，怎么嘴上没个把门的？再胡说你就给我滚。”

“老爸，我滚了谁给您送衣服，您还没过河呢怎么就拆起桥来啦？”钟跃民才不怕父亲拍桌子。

父亲缓和了口气：“跃民呀，你不要总是发牢骚，也不要有抵触情绪。我这辈子经历的事多了，17岁参加红军，大大小小的仗也打了上百场，能活到今天已经是赚了。像现在这种隔离审查，我在1942年延安整风的时候就经历过，我相信党和人民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我们应该相信党。”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说：“爸，昨天我用扑克给您算了一卦，卦上说您这辈子命犯小人，您走到哪儿，小人就跟到哪儿，躲都躲不开。您相信谁也不如信自己、信儿子。我看这样得了，咱不跟他们玩了，反正这儿也不是监狱，想走拔腿就走，就那几个看守，也就是个摆设，我带几个朋友就能把他们收拾了。您先到外地没倒台的老战友那儿躲一段时间，过了这段风头再说。”

钟山岳苦笑着：“你在说梦话吧，我能躲到哪儿去？问题不解决，连老战友都不敢收留我，别胡说了。你是不是没钱了？我这里还有5块钱，你拿去。”

钟跃民惊讶地问：“哪来的钱？您每月才发12块生活费，比我还少3块。”

“我省出来的，这里花不着钱。”

钟跃民忽然发现父亲抽的烟变成了一种极简陋包装的经济烟，这种烟是当时最便宜的，每包只要9分钱。他记得父亲以前抽的烟档次不低，不是中华就是牡丹。他鼻子一酸，差点儿流下泪来：“爸，这钱我不要，您留着买几包好烟，经济烟太毁身体了。”

看着儿子懂事了，钟山岳很欣慰：“儿子，长征的时候我还抽过树叶子呢。人这一辈子总要赶上些沟沟坎坎，这没什么，有时一咬牙就挺过去了。1941年反扫荡，我带一个连，被鬼子包围，硬是打了三天三夜，一百多号人最后只剩下七八个。我们每人怀里揣了一颗手榴弹，只等着鬼子再冲上来就拉火，当时谁也没打算活下来，可撑到最后一刻，就来了援兵。儿子，无论什么时候，再困难也要咬牙挺住，不为别的，就因为咱们是男人啊。”

钟跃民玩世不恭地哼了一声：“爸，咬牙也得有个限度，总不能一咬牙就是几十年……”

天桥剧场位于北京宣武区北纬路的东口，毗邻大名鼎鼎的天桥。这一地区的房屋破旧低矮。1949年以前，这里是北平最热闹的地方，也是京城下层老百姓的娱乐场所。1949年以后，这个地区逐渐衰败，江湖艺人们改行的改行，老的老，死的死，当年闻名遐迩的“天桥八怪”，也只剩下撂跤的宝三儿、变戏法儿的刘半仙。天桥寿终正寝是在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的崛起使宝三儿、刘半仙等天桥遗老吓得卷了铺盖卷，热闹了百十年的天桥终于变得冷冷清清。

天桥的热闹虽然不复存在，但在这一地区居住的居民成分却并没有改变，这里远离工厂区，产业工人很少，居民多是引车卖浆者之流。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这里相当于敌占区，平时若是没有浩浩荡荡的大队人马，他们绝不会来这儿。北京的军队大院多集中于海淀区，机关大院多集中于东西城，属宣武区和崇文区最破烂。以宣武区为例，天桥向西是南横街，南横街以北是菜市口、达智桥。菜市口以西的广内、广外大街几乎无一例外是平民居住区。

在钟跃民等人的眼里，那些在天桥、达智桥破烂的街头和胡同里闲逛的青少年，都属于流氓。这些人缺乏教养，心毒手狠，以无知为荣耀。

在平民子弟们的眼里，干部子弟成天牛哄哄的，倚仗着爹妈的势力胡作非为，整个一群少爷坯子，打架缺乏单打独斗的胆量和技巧。他们最喜欢一拥而上，最好是一大帮打一个，徒手打不过就动家伙。他们将干部子弟一律称为“老兵”，就是老红卫兵的意思，因为早期的红卫兵几乎清一色是干部子弟。

如果你站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你可以毫不费力地分辨出这两类出身不同的青少年。他们的区别在于举止和气质，还有说话的腔调。胡同里长大的孩子都说一口纯正的北京话，喜欢带儿音，而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则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从衣着上看，“老兵”喜欢穿军装，解放军部队不同时期发的军装都属于时髦服装，年龄稍大些的孩子穿件洗得发白的人字纹布的黄军装，肩膀上还留着佩肩章用的两个小孔，显得既朴素又时髦，不显山露水。年龄小些又喜欢张扬的孩子，便从箱子底翻出老爹的毛料军装穿上。1955年部队授衔时，校官以上的军官配发的衣着是很讲究的，冬装有呢子和马裤呢面料，夏装有柞蚕丝面料。将军们的军服就更讲究了，同是呢子军装，将军服的面料要高出校官服面料一个等级。他们还配发了水獭皮的帽子和毛哔叽的风衣。于是各种面料的军装便成了时髦货，就连和军礼服一起配发的小牛皮松紧口高腰皮靴，也成了顶尖级俏货，俗称“将校靴”。干部子弟们大概是希望用这种方式表现父辈的级别，却没料到平民子弟也认可了这种时尚，没有军装穿没有关系，只要你有抢劫的胆量，没有什么东西是弄不来的。所以，要是你在1968年北京的街头发现一个头戴水獭皮将军帽的青年，你可千万别以为他就是个中将的儿子，他父亲是个钟表匠也说不定。

这么说吧，要是你在1968年的某一天，穿一身将校呢军装单身出门，如果你不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那么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等你走出两公里，就会被扒得只剩下裤衩、背心，要是你里面没穿裤衩，那么就活该你倒霉，光着屁股回家吧。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大院里的孩子，还是胡同里的孩子，又分为两大类：一种是安分守己的；一种是喜欢在街头闹事的，这类人被称为“顽主”。多年以后，有个作家还以此为名写了篇中篇，最后又拍成了电影。令人遗憾的是，影片中几位饰演顽主的当红明星只演出了当年顽主的玩世不恭，却没表现出顽主们斗殴时的凶狠和骄横。

如此说来，钟跃民一伙在1968年是当之无愧的顽主。

天桥剧场售票处的台阶上零乱地码放着一些砖头，砖头一块挨一块排成一条蜿蜒曲折的长队，这些砖头代表排队人所占的位置。售票处附近到处是成群结伙的青年，他们脖子上挂着军用挎包，双手插在裤兜里，放肆地打量着每一个过路的人。这些青年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和别人对视的时候，目光中充满挑衅和不屑。

钟跃民一伙七八个人也站在路边，天儿太冷，他们之中不断有人在跺脚取暖，往手上哈着热气。

一个中等身材、粗粗壮壮的男青年走了过来，他面相凶恶，走路端着双肩，呈八字步，一步一晃。

钟跃民一见，连忙迎上去，摘掉皮手套和他客气地握手，他就是钟跃民的小学同学李奎勇。

钟跃民扭头将袁军、郑桐等人介绍给李奎勇。

袁军傲慢地戴着皮手套和李奎勇握手，李奎勇微微皱了一下眉，他的目光和袁军挑衅的目光相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