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做起了教师，我也为学生提供各种答案。和以前的老师一样，我很难在课堂上告诉学生，哪些问题我找不到答案。与此同时，我又投身到学术研究，一篇篇论文，一本本著作，都是为了最后的那一段结论而作。尽可能严密的论证，尽可能果断的言词，越来越把自己打扮成解释世界的人。

但是心里知道，我避开了那些真正重要的难题。可以继续避开，永远避开，但良知告诉我，这是避开了人类最软弱也最坚韧的那个部分。

因此终于到了这么一天，我决定在继续学术著述之外，去触摸另外一个文体。

此后，当我遇到那些已经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课堂；当我遇到那些可以解决的难题，就把它交付给学术；当我遇到那些无法解决的难题，也不再避开，因为有一个称之为散文的箩筐等着它。

但要等一等，不能把所有无法解决的难题都交付给散文。在这里我要作一番筛选。

首要就要看一看它的无法解决是否具有人文价值。有些问题乍一看无法解决，实际上是科学研究和思维水平尚未达到，或者是某种实力角逐一时难见分晓，这些都应排除。真正有价值的难题，大致属于人本范畴的先天性问题；

其次我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否能够牵动普遍人的心。如果只是经院思辩领域的人本难题，一般也予以排除，只留下那些关及社会生态，因此也能引起众生感应的部分；

第三，我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一旦显示出来是否能够激发人们积极的生命反应，使他们因加深了复杂的人生体验而抬起头来，由大困惑走向大慈悲，如果只能让人绝望，也要割舍；

最后，我还要看一看这种无法解决的难题是否适合我来表现。例如，我的生命经历使我在文化人格的构建、人类文明的命运等问题上更能投入知识和感情；我的艺术经历又使我对人物的遭遇、历史的细节较感兴趣。如果离开这一切，便会笔力不逮。

经过这番筛选，才能进入构思。我在构思中常常是想如何把一个苦涩的难题化解成一个生动的两难选择过程。文章中的主角在进行两难选择，我自己更在进行两难选择，结果，把读者也带进了两难选择的过程之中。这一点，几乎成了我散文中的基本情节。

敦煌的文物应该运向何处？我的家乡应该在地理上寻找还是在精神上寻找？灾难对苏东坡究竟是好是坏？历史的废墟应该平整还是应该保存？对卑鄙的小人应该不理还是应该斗争？文明的步伐究竟在不断前进还是在迂回盘旋……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当你属意于其中一个侧面的时候，另一个侧面就出来反驳，两个侧面的理由都义正辞严，于是驳难也就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深刻。深刻的两难带来一种无比厚重的人生体验，比一个简单的结论有意思得多了。

两难不管展示得多么深刻，带给读者的仍然是一种诚实的平等，因为你没有掩饰与读者一样的困惑。这也是他们愿意投入、参与、共鸣的重要前提。写文章的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却不能把人类本没有解决的问题伪装成已在自己手上解决。在我看来，最大的浅薄莫过于此。

我在写一些短篇散文时当然不可能也去呈现一个两难过程，但莫名的困惑一定是有的。没有困惑，写它作甚？

四、最佳境界是超然的关怀

集中了那么多两难困惑，怎么可能激发起人们积极的生命反应呢？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重要问题了。

两难没有结论，但文章总要归结。我喜欢归结在某种境界上，以境界取代结论。

所谓境界，是高出于现实苦涩的一种精神观照。你好像猛然升腾起来了，在天空中鸟瞰着茫茫大地。由此，文章不再显得平面，因出现了另一个向度而成为立体。

要升腾，必须挣脱世俗功利得失的坐标，从而使世间的难题不再具有绝对性。它们都是一种自然存在，因此具备在更高坐标上获得协调共存的可能。

例如正像先哲所言，人的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本来是很难协调的，感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人欲横流，理性欲望的绝对满足必然是规矩森严，这也是一种两难。那么，举行一个舞会吧，在舞会上，人的许多感性欲望获得满足，生命的节奏跃动在声色旋涡中，但舞会是有规矩的，人类的理性命令渗透在举手投足之间。席勒说，人们通过游戏才能把感性欲望和理性欲望协调起来。那么舞会就是这样的游戏。

席勒所说的游戏，就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凡境界都无法描述，只能不断举例。

在里根担任美国总统的时候，一个身患绝症而不久人世的小女孩给他写信，说人生的最后愿望是想做几天总统，里根居然同意。这其实也只是一个游戏，但当白发苍苍的老总统把只剩下几天生命的小女孩扶上白宫台阶的时候，这个游戏是动人的。

戈尔巴乔夫还在领导苏联的时候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一个莽撞的欧洲青年竟然驾着直升机越过重重警戒线在红场降落，使庞大的苏联防空部队丢尽了脸。东西方都在关注会如何严厉处置这位不速之客，没想到戈尔巴乔夫用游戏的口吻说了一句：“他还是个孩子呢”，放了回去。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一位空闲的工人忽发奇想，打开世界地图给多国首脑写信，请他们寄一张自己最满意的照片给他留念。不多久他简陋的住所前各国大使馆的汽车来来往往，首脑们在照片后面的题词都幽默俏皮。这些照片后来在一个地方展出，参观者们在游戏的气氛中读解了一门十分温馨的国际政治学。

我故意选择一些政治人物为例子是想说明，二十世纪的国际政治一度是人类对峙、仇恨、隔阂的集中地，但只要产生哪怕是一丁点儿游戏的念头，种种麻烦就在顷刻之间变得不再坚硬。

这些游戏，都因超越了功利，超越了两难，而散发出自由和人性。

在这样的游戏中，我们看到的境界就是超然的关怀。

在这样的游戏中，生活和艺术非常靠近。

那么，如果写作人不生气，我想斗胆说一句：我们的写作，也何不成为这样的游戏？

庄子说了几千年的“逍遥游”，难道从来没有牵动过我们的心？

世界上最永恒的文学，莫过于神话、童话和寓言，而在神话、童话和寓言中，无一不贯穿着浓烈的游戏秉性。对人类最原始、最宏大的关爱，也就渗透在这种游戏秉性里。因此，后世的一切文学巨作，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神话、童话和寓言的精神特征。

这是一个需要永久仰望的境界，至少对我来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度。但是即便如此，我在写作中也会时时抬起头来，希望在那里获得一点救助。长年累月间我渐渐领悟，文学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劳作，必须拥有点化历史、引渡众生、呼唤神圣的部主动性和活泼性，如果仅仅是被动的再现、直接的同情、切实的评判，即便是热烈而公正，也有负于使命。照理这样的领悟早就应该体现在作品之中，但是其间的关键不是艺术方法的更替而是人格理想的转变，要真正实现又谈何容易。

现在我能勉强做到的，是在表述历史和现实的困苦时会不断的提醒自己不要粘着，力求超越，试着寻找事情的终极意义，并在表现形式上构建某种游戏般的愉悦。不奢望神话、童话和寓言的光华立即临照于我，只希望自己笔下的文章因偶尔的超逸而稍稍亮丽一下。

我的散文更多的是写历史题材。写历史题材，要达到迪伦马特《罗慕罗斯大帝》（这真是一种高度童话化、寓言化的历史）那样的境界看来是终身不可能了，为此，我曾在几年前听到迪伦马特去世的消息时独自流泪。我所能经常温习的问题只是：为什么铁血狼烟的《三国演义》要以渔樵的谈笑开篇？为什么生死怨情的《长生殿》要以乐师的弹词归结？是不是所有的历史情结都能提纯得像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究竟有多少历史难题能消解成夕阳长河间的“渔舟唱晚”？……

即便对这些问题，我也只能在今后的写作中慢慢体验，步步研究。结果如何，不得而知。

——显然我已经把散文写作的讲题撑大了，再讲下去就会越来越不得体，那就用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谈话吧，这个故事是很多年前从一本外国杂志中看到的：

一个偏远的农村突然通了火车，村民们好奇地看着一趟趟列车飞驰而过，有一个小孩特别热情，每次火车来的时候都站在高处向列车上的乘客挥手致意，可惜没有一个乘客注意到他，他挥了几天手终于满腹狐疑：是我们的村庄太丑陋？还是我长得太难看？还是我的手势或者站的地位不对？天真的孩子郁郁寡欢，居然因此而生病，生了病还强打精神继续挥手，这使他的父母十分担心。

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的农民，决定到遥远的城镇去问药求医。一连问了好几家医院，所有的医生都纷纷摇头。这位农民夜宿在一个小旅馆里，一声声长嘘短叹吵醒同室的一位旅客，农民把孩子的病由告诉了他，这位旅客呵呵一笑又重新睡去。

第二天农民醒来那位旅客已经不在，他在无可奈何中凄然回村。刚到村口就见到兴奋万状的妻子，妻子告诉他，孩子的病已经好了，今天早上第一班火车通过时，有一个男人把半个身子伸出窗外，拼命的向我们孩子招手，孩子跟着火车追了一程，回来时已经霍然而愈。

这位陌生旅客的身影几年来在我心中一直晃动，我想，作家就应该做他这样的人。能够被别人的苦难猛然惊醒，惊醒后也不作廉价的劝慰，居然能呵呵一笑安然睡去。睡着了又没有忘记责任，第二天赶了头班车就去行动。他没有到孩子跟前去讲太多的道理，说火车的速度、乘客的视线等等理性命题，他只是代表着所有的乘客拼命挥手，把温暖的人还给了一个家庭。

孩子的挥手本是游戏，旅客的挥手是参与游戏。用游戏治愈心理疾病，这便是我们写作人的职业使命。

不管是面对历史的疾病还是社会的疾病，我们都应该探出身来，搜寻大地，搜寻孩子，挥一挥手，挥得欢快，挥得慈爱，挥得认真。

（节选自《余秋雨台湾演讲·写作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