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是铅灰色的，地是黄澄澄的，远沟近壑积留着斑斑驳驳的残雪，凛冽的寒风从北边的毛乌素大沙漠吹来，卷着草叶和细细的尘土，在广袤的原野上打着旋，发出尖利的呼啸声，不一会儿，人们的身上便落上厚厚一层黄土面儿。

陕北的冬季，不是黄尘蔽日，就是阴霾漫天，四野一片苍茫，风如刀剑，侵入肌骨。

钟跃民、郑桐一行10个知青被分配到石川村落户，这里地处绥德和靖边两地的中间，无定河和大理河的一条支流在此交汇，顺着山峁拐了个90度弯向东流去。石川村离靖边县城有几十里地，这是毛乌素沙漠边缘的一个小县。安边、定边、靖边，统称三边，又都在边墙沿线，从“安”“定”“靖”这些字眼看，这些地方是古代朝廷绥靖的边境地区。靖边的地层都是由黄沙堆砌的，这里没有窑洞，几乎全是平顶泥屋。离靖边25公里的石川村坐落在大理河支流南岸的黄土峁上，这里却是典型的秦晋高原地貌，黄土层被雨水切割得沟壑纵横，千山万壑犹如凝固的波涛，一道河流的分隔使两岸的地貌泾渭分明。

钟跃民他们7男3女共10个知青坐上石川村派来的大车，一路顶着漫天的黄尘奔石川村而去。赶车人是个姓杜的老汉，一身典型的陕北农民打扮，身穿光板山羊皮袄，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不过所谓的白羊肚手巾已经脏得看不出曾经是白色的，变成了一种深灰色。杜老汉不大爱说话，知青们问一句他答一句，显得很拘谨，他实在闹不清这些知青娃好好儿的京城不待，到石川村干吗来了。

这10个知青都不是来自同一个学校的，彼此之间还不认识，钟跃民对那几个男生没兴趣，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些男生下乡之前都是安分守己的学生，不是顽主，钟跃民和郑桐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过，钟跃民倒是仔细看了看那3个女生，发现其中有两个长得还不错，他挺满意，扭头对郑桐说：“县知青办的干部对咱石川村的哥们儿还不赖，没给咱分来几个猪不叼狗不啃的女生，要不然可惨透了。这儿本来就穷山恶水，咱再成天守着几个丑妞儿，出来进去老在你眼前晃悠，想不看都不成，这日子怎么过？”

大车上的男生都哄笑起来，那3个女生则绷着脸不吭声。

钟跃民躺在行李包儿上继续发牢骚：“这鬼地方真他妈没劲，走了半天连棵树都没见着。哟，前边那条河是黄河吗？水怎么这么黄？”

郑桐拿出地图册看了一下：“你丫整个一地理盲，黄河在晋陕交界处，离这儿远着呢，这条河可能是无定河。”

钟跃民猛地支起身子：“无定河？‘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就是唐诗里说的那条河？我操，我说怎么不对劲呢，闹了半天这地方在古代就是充军发配之地。得，把哥儿几个发配到这儿来了，闹不好就成了无定河边骨了。”

郑桐笑道：“你好歹还是春闺梦里人，我呢？无人认领的遗骨。”

前边路上一阵铃铛响，一个青年农民牵着一头毛驴，毛驴背上坐着个青年女子，像是对回娘家的小夫妻。知青们觉得新鲜，都伸长了脖子盯着小夫妻。

赶车的杜老汉突然张开缺了门牙的嘴，扯着嗓子唱起了酸曲儿：

正月里来哟是新年，

我给公公来拜年。

手提一壶四两酒，

我给公公磕一头

…………

杜老汉这冷不丁一声吼，可真把钟跃民听傻了，这可是真正的、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从土生土长的老农民嘴里唱出来，那股味道是任何歌舞团的专业歌手也模仿不了的。

…………

二月里来龙抬头，

公公拉住媳妇的手，

拉拉扯扯吃个口，

人家娃娃的好绵手

…………

钟跃民乐得栽倒在行李包上：“这老公公爬灰呢，也不怕儿子跟他拼命……”

…………

三月里桃杏花开，

媳妇又穿枣红鞋，

走起路来随风摆，

爱得公公东倒又西歪

…………

回娘家的小夫妻走远了，驴头上挂的铃铛发出的叮当声还隐隐可闻，杜老汉也歇嘴不唱了。

郑桐小声说：“这老头儿勾搭人家新媳妇呢。咦？跃民，你怎么啦，傻啦？”

钟跃民两眼发呆地盯着杜老汉，他还没从这首酸曲儿中醒过来……

石川村的打谷场上，正在召开全体社员大会，一块破烂的红色横幅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热烈欢迎北京知青到石川村插队落户。

衣衫褴褛的村民目光呆滞、表情麻木，他们散乱地坐在打谷场上，妇女们纳着鞋底，男人们吸着旱烟，他们不大关心开会的内容，只是在毫无顾忌地大声说笑，一群孩子在谷草堆中追逐着、打闹着。

钟跃民、郑桐和七八个男女知青坐在地上正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石川村党支书常贵正在讲话。他五十多岁，脸上皱纹纵横交错，一双小眼睛闪着狡黠的光芒，和他周围目光呆滞的村民比起来，这样的人在农村就理应混上个村干部。常贵头上也同样扎块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白羊肚手巾，身上披一件光板老羊皮袄，看打扮和赶车的杜老汉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手里拿着两尺多长的烟袋。

常贵用烟袋敲敲面前的破桌子，清了清嗓子，“噗”地将一口浓痰吐出两米开外，这才开始讲话：“乡亲们，现在开会了，大家静一静，莫说话。今天，咱村来了10个北京知青，我代表石川村党支部……咦？狗娃，我日你娘，你个驴日的咋还说话？拿领导说话当放屁是不是？小心我开你个驴日的批判会。”

陕北穷，交通工具主要是驴，因为驴好养，所以陕北驴多，人们对驴也比较喜爱，因此民间张嘴闭嘴都是“驴日的”，有时这未必是骂人，很可能是一种表示亲热的语气助词。

村民似乎早已见怪不怪了，会场上仍然是闹闹嚷嚷。

知青们听到支书骂人，忍不住哄笑起来。

常贵见知青们笑，连忙解释：“娃们莫笑，日子长了你们就知道了，咱村有些愣种是属驴的，轰着不走赶着走，你得拿酸枣棵子老抽着才行。咱接着说，嗯，说啥来着？”

村民和知青们又哄笑起来。

郑桐说：“常支书，你说有个叫狗娃的是驴日的？”

笑声更响了。

常贵点上一锅烟：“不是这，噢，今天是欢迎北京知青来咱村，知青来农村落户是毛他老人家的主意，既然毛说了，咱石川村没二话，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咱石川村没别的，就是人多地少，粮食不够吃，如今又添了10张嘴，咋办？我也没办法，毛他老人家让这10个娃到咱村落户，咱就是粮食再紧也得给毛这个面子，咱村男女老少一共是417口，再添上10口是多少？张会计，是多少？”

一个剃着锅盖头的中年起来回答：“427口。”

常贵说：“对，427口……这是谁呀？”

一头觅食的老母猪正用嘴拱常贵的裤裆，村民和知青们又爆发出一阵大笑。

常贵狠狠踢了老母猪一脚，老母猪嚎叫着逃走了。他继续讲话：“咱村的人口实在是太多啦，倒退20年，咱村的粮食还没这么紧，那时没这么多人口嘛。现在可好，地没见多，人倒多了二百多口。咋回事？这得怨婆姨们，生娃生上了瘾，像老母猪抱窝，一生还就收不住啦。就说狗娃的婆姨吧，手里抱的还吃奶呢，肚里又怀上啦，这是第七个了，你还有完没完？”

看样子这个狗娃是常贵的出气筒，动不动就给拎出来骂一顿，知青们伸长脖子往人群里看，也不知哪个是狗娃，却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婆姨站起来回骂道：“常老贵，放你娘的屁，生娃是一个人的事吗？你们男人哪个不是偷嘴的馋猫，闻着腥味儿就往上凑？这会儿又往婆姨身上推啦？”

看样子这是狗娃的媳妇，村民和男知青们哄笑起来，女知青们都臊得低下头去。

常贵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样子，只是揪住狗娃不放：“好男不和女斗，我不和你说。狗娃，你个驴日的，咋不说话？你婆姨顶撞领导，你是咋管教的姨婆，还没王法啦？”

一个个子矮矮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从人群里站起来：“常支书，我家婆姨当家，我说话不作数。”

村民和知青们又是一阵哄笑……

常贵恨铁不成钢地说：“你个驴日的，咋就让婆姨夺了权呢，你就捶她一顿还能咋的，晚上还能不让你上炕？不说啦，咱说正事，乡亲们，我常老贵求求你们，别生啦……”

哄笑……

“咱石川村就这点地，养不活这么多人口呀，这不，又添了10张嘴，明年开春青黄不接时，我还得带乡亲们外出讨饭。嗯，知青来了也好，都识文断字、能说会道的，要饭都比咱村里人强。去年栓柱带人去米脂讨饭，吭吭哧哧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丢人哪。这下可好啦，明年让知青娃带队，咱也让人看看，咱石川村不是没能人……”

钟跃民站起来：“常支书，明年开春我带队去讨饭怎么样？”

常贵喜道：“好小子，有种，就是你啦。”

钟跃民恭敬地说：“感谢领导信任，我一定努力讨饭，决不辜负村领导的信任。”

常贵问：“你这娃叫啥？是党员吗？”

“钟跃民，不是党员。”

“嗯，好好干，明年让你入党。”

“谢支书栽培。”

常贵大吼一声：“散会！”

石川村的知青点设在两个已经废弃的破窑洞里，这两口窑洞以前是村里一个老光棍的家产，他死了以后这窑洞就渐渐废弃了，这次支书常贵得到公社通知，要他解决10个知青的住处问题，还按国家规定发下了知青的安家费，以常贵的精明，当然不会用这笔钱给知青打新窑洞，他叫人修整了这两口破窑洞，就算是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务。按他的理解，这些知青娃待不长，他们以为农民就这么好当？要是没点儿扛饿的本事，就趁早卷铺盖卷儿。

知青们来的头一天晚上，村里的会计张金锁来敲常贵家的窗户请示，问县知青办分给知青的粮食咋办。

常贵说：“不是和你说了吗？发给他们一半。”

张会计踌躇道：“这……怕顶不到麦收。”

常贵不以为然地回答：“咱村谁家能顶到麦收？没吃的了就去要饭，往年不是都这么过的？”

张会计有些胆小：“我怕上面怪罪下来，说咱克扣知青的粮食……”

常贵一言九鼎：“上面还管这么多？咱村的事，我说了算，就这么办。”

常贵在石川村已当了十几年支书，他已经习惯于这种思维方式了，出了石川村他屁事不顶，可在石川村这一亩三分地里，他的话就是圣旨。

知青们到石川村的第一个晚上，情绪都不大好，尽管他们在下乡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陕北是贫困地区，他们是知道的，但他们进了村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首先这两口破窑洞就让他们大吃一惊，其中一口窑洞的顶部竟裂开了一道1厘米宽的缝隙，破烂的门窗根本挡不住风，窑洞里的温度和露天差不多。钟跃民抱了一捆高粱秸想烧烧炕，谁知烟道向回倒烟，把大家熏到了露天地，知青们只好作罢。

知青中只有钟跃民和郑桐两人心情还不错，因为他们早已学会了苦中作乐，心里明白发愁也是白搭，不如自己找点儿开心的事，当然，能拿别人开心就更好了。

钟跃民建议知青们先开个会，商量一下今后的生活，其实谁也没选他当负责人，只不过他觉得自己有这份责任。

男女知青们都盘腿坐在土炕上，一开始谁也不说话，情绪都很低落。

钟跃民情绪饱满地首先发言：“我说同学们，今后咱们可就在一个锅里抡勺子啦，大家还都不熟悉呢，都不是一个学校的。这样吧，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钟跃民，这位是郑桐，我们都是育英学校的。我看看，咱们是10个人，7男3女，唉，狼多肉少呀，3个女同学先自我介绍一下怎么样？”

女生们只好自我介绍。

“我叫李萍，翠微路中学的。”

“我叫王虹，人大附中的。”

“我叫蒋碧云，师院附中的。钟跃民，你刚才说狼多肉少是什么意思？”一个眉眼清秀的女生显然对钟跃民的话感到刺耳。

钟跃民一本正经地解释道：“这是明摆着的嘛，既然让咱们一辈子扎根农村，就得男女比例搭配合理，比如咱们知青点，就该5男配5女，这样不容易打架。你看，像这样7男3女，就得有4个男的打光棍，这不是狼多肉少是什么？”

蒋碧云愤怒地瞪着他：“钟跃民，你说话怎么这样流氓？”

“哟，你还真有眼力，怎么一眼就看出我是流氓来了？真不好意思。”

郑桐笑道：“你这人挂相儿，怎么装好人也装不像，这才一天就露馅了吧？同学们，这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流氓，曾因打架斗殴、调戏妇女，多次被公安机关拘留，请大家以后提高警惕，特别是女同学们。”

男知青们都笑了起来，蒋碧云鄙夷地扭过脸去。

郑桐指着几个男生道：“跃民，刚才我和这哥儿几个聊过了，我来介绍一下，这是钱志民，海淀中学的；这是张广志，这是曹刚，石油附中的；这是赵大勇，这是郭洁，他俩是北安河中学的。”

大家这才一一握手。

曹刚打量着钟跃民说：“我见过你，那次有人和我们学校刘利华打架，你也去了吧？”

钟跃民说：“我去你们学校打过架，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曹刚肯定地说：“没错，就是你，那天你穿一身将校呢，拎把菜刀，口口声声说要剁了刘利华。”

钟跃民想起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他摆摆手说：“不提了，不提了，那都是没参加革命之前的事，贺龙还玩过菜刀呢。”

郑桐问：“跃民，县知青办发给咱们的粮食不多，我算了一下，怎么省也吃不到麦收。”

“这好办，有就吃个饱，没了咱再想办法。”钟跃民才不想操这个心。

郭洁认真地说：“能想什么办法，总不能真去要饭吧？”

钟跃民一听就喜上眉梢：“怎么不能？听我爸说，这一带农民有个传统，青黄不接时就成群地外出要饭，我早就想尝尝要饭的滋味，要是在北京，咱到哪儿去找这机会？”

蒋碧云似乎最烦钟跃民，她马上表示：“这是谁在出馊主意？谁愿意去讨饭谁自己去，我反正不去。”

钟跃民不想和她计较：“这好办，咱们把粮食分了，自愿搭伙。蒋同学，你能分六十多斤粮食，你要是一天能吃2两粮的话，那顶到麦收应该没问题。”

钱志民说：“我建议，咱们男女分灶开伙，省得她们女的说咱们占便宜。”

曹刚也表示赞同：“这倒是个办法，我同意。”

男知青们纷纷表示同意。

蒋碧云哼了一声：“分开就分开，有什么了不起的。”

钟跃民嬉皮笑脸地说：“我跟你们搭伙吧？要是你们同意，我马上和他们男同学决裂，咱4个搭伙怎么样？”

郑桐不放过任何攻击钟跃民的机会：“跃民，你丫最好搬到女宿舍去住，我们这儿也宽松些。”

男知青们哄堂大笑。

钟跃民面不改色：“这我没意见，但要看女同学们同意不同意。”

蒋碧云气白了脸：“流氓……”

郑桐说：“那是钟跃民的小名儿……”

男知青们大笑。

蒋碧云气得流下眼泪……

周晓白和罗芸入伍时，袁军还在社会上闲逛，没想到她们走后一个星期袁军就作为“后门兵”入伍了，这批新兵都属于一个野战军的，只不过他们彼此都不知道罢了。

周晓白遇见袁军时，已经是新兵连集训结束后的两个月了。周晓白和罗芸被分到医院，周晓白在内科当卫生员，罗芸被分到药剂室。而袁军被分配到坦克团当装填手。在北京时，他们虽然很熟，但谁也没有谈论过家庭情况，其实他们3个人的父亲都和这个军有着很深的渊源。周晓白的父亲周镇南在抗战时期指挥过的一支部队在解放战争时并入这个军，成了这个军的一个主力师，因此，这支部队的军、师、团干部中有不少周镇南的老部下。罗芸的父亲和这个军的邵副政委是老战友，两人在解放战争后期曾在一个团作搭档。罗芸的父亲是团长，现在的邵副政委是当年的团政委，这可是生死交情，现在老战友的女儿到这个军来当兵，邵副政委自然要格外关照。袁军的父亲袁北光简直就是这个军的老伙计，他从1938年入伍就在这支部队，二十多年根本没挪地方，到1959年转业时，已经是大校师长了。这支部队是袁北光的娘家，现任军长李震云曾当过袁北光的排长，那还是1938年在冀中的事，现在袁军到他父亲的老部队来当兵，可是了不得了，从军部到各师团几乎到处是他的叔叔、伯伯，这跟回老家差不多。许多叔叔、伯伯见了袁军还提起他童年时的劣迹，说军部礼堂的舞台幕布就是袁军纵火烧毁的，那次袁北光气得几乎发了疯，把袁军绑在板凳上用皮带抽了20来下，致使他在床上趴了半个月。

那天袁军去军部机关看父亲的老战友姚副军长，中午又在姚副军长家蹭了一顿饭，吃饭时姚副军长拿出一瓶五粮液给袁军倒了一杯。袁军有些踌躇，他怕回连队不好交代。

姚副军长眼一瞪：“让你喝就喝，你们连长有话就让他来找我，我和你爸是什么交情？过命的交情！1941年反扫荡是我把他从死人堆里背出来的，他也没欠我的情，1942年他替我挨了一颗子弹，我们俩才算扯平。老伙计好几年没见了，老子想和他好好喝一顿酒，没机会呀，现在好了，这叫父债子还，老子不在，你当儿子的替他喝。”

于是袁军马上把心放进了肚子，三两下就替他父亲把姚副军长放倒了。其实姚副军长没多大酒量，三两酒下肚就已经找不着卧室门了。袁军在酒精的作用下也有些飘飘然了，这时在他的感觉里，任何人都不在话下了，要是这会儿能碰见他的连长，他兴许就一个耳刮子扇过去了，敢管我？还反了你啦，这不是找捶吗？大爷我喝酒了又怎么样？

袁军晃晃悠悠走进军部大院的军人服务社，想去买些信纸和信封。他发现有个新兵也在柜台前买东西。那个新兵回头看到袁军，无理地上下打量着他。

袁军看了他一眼，话就横着出来了：“有病是怎么着，你丫犯什么照？”

新兵也操着北京口音：“你是北京兵？”

“怎么啦？”

“还认识我吗，去年在什刹海冰场你丫挤对谁呢？”

袁军傲慢地说：“在冰场上我打的人多了，早记不清你是谁了。你是谁呀？”

“我是装司的小明，想起来没有？”那新兵挽起了袖子。

袁军轻蔑地笑了：“没听说过，你想干吗？有话说，有屁放。”

“咱们还有笔账没算呢，上次在冰场上让你们跑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在这儿碰上啦！”

袁军微笑着：“怎么着？看这意思，你是想和我单练一把？咱们找个地方吧。”

新兵一把揪住袁军的衣领：“走吧，咱可说好了，要是见了血，可得说是自己不留神磕的。”

袁军一拧他的手腕：“没问题，牙掉了咽肚子里，谁说谁是孙子，走……”

周晓白那天也正好去军人服务社，她刚一进去就看见两个新兵在拉拉扯扯地往外走，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着什么。周晓白一愣，这声音怎么这么熟？她马上反应过来，这不是袁军吗，这家伙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她脱口叫出来：“袁军。”

袁军这时酒正往上涌，五粮液酒的后劲很大，他刚才还没觉得怎样，现在可有点儿不行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觉得这个女兵有些眼熟，他的脑子有些糊涂了，一时想不起是谁，便以为这个女兵是来劝架的，他醉眼蒙眬地说：“谁也别管，谁管我跟谁急。”

周晓白见他一嘴酒气，心里便明白了。她大声喊：“袁军，我是周晓白，你看清楚了。”

袁军仍然糊涂着：“什么……白？不认识。”

周晓白又好气又好笑，这浑小子是糊涂了，连她都不认识了，她晃晃袁军的肩膀喊：“钟跃民你总记得吧？”

谢天谢地，袁军总算还没忘了钟跃民，他努力控制住渐渐模糊的思维，从钟跃民那里才想起周晓白：“噢……想起来了，好像是有这么个人……叫周……什么来着？”

那个北京来的新兵不耐烦了：“嗨，你去不去，在这儿扯什么淡？”

周晓白一把拽住袁军对那新兵说：“你是不是看他醉了就想趁火打劫？你是哪个单位的，敢告诉我吗？”

那新兵也不想把事情闹大，便自己找台阶下：“好吧，让他记着，他还欠我一笔债呢，以后我随时找他讨还。”说完便扭头走了。

周晓白不由分说地扯着袁军往医院走，她知道袁军要是这样醉醺醺地回连队，麻烦可就大了，她得给这家伙醒醒酒。

在路上，袁军还糊里糊涂地问：“跃民也来啦，他分在哪个单位？”

周晓白没好气地说：“他分在司令部，当军长啦。”

“不对吧，钟跃民能当军长？军长不是李震云吗……你别蒙我……钟跃民那孙子……顶多当个副政委……”

周晓白给气乐了：“你可真抬举他，钟跃民也就是当当你们这伙人的政委，在北京闹事还不够，又闹到部队来了，让我怎么说你？”

那天周晓白把袁军弄到医院内科的一个空病房里躺了两个小时，袁军才清醒过来。幸亏值班的护士是她的好朋友，不然连周晓白都不好解释这个醉鬼是从哪儿来的。

幸亏是遇见周晓白，不然袁军回到连队还真不好交代。他入伍才几个月，就已经成了坦克团的落后典型，从团里到连队，领导们都对他很关注。平时没事，领导们都不动声色，就等他犯事呢，一旦抓住他犯纪律，连里就要拿他作个典型。这是由于基层干部对后门兵的成见所致，因为在他们眼里，参军入伍是件很光荣的事，多少优秀青年争都争不到这个机会，而这些干部子弟却轻而易举地来到部队，而且都被分配到最好的部门，这使他们心理很不平衡。出身下层的人，往往有一种强烈要求平等的心态，而现实生活中，却不可能做到完全平等。因此，像袁军这类后门兵是注定要受人关注的。

袁军是个名副其实的后门兵，他是新兵连开始集训后的一个月才自己从北京坐火车来的，来的时候他直接找到军司令部，开口就要见军长。正巧那天军里的几个首长都不在，是军务处一个姓赵的处长接待他的。赵处长是前几年从军区调来的，所以不知道袁北光的大名，他最近接待了好几个类似的后门兵，使他很烦。有些领导干部的孩子往往是仅凭一封给军首长的亲笔信就从北京跑来要求当兵，他们才不管部队是否征兵，是否有合法的入伍手续，来了就大模大样地要求见一号或二号首长，谱儿大得很，对此，军长和政委不胜其烦，又实在无法拒绝，便经常把赵处长推出来接待和安排，偏偏这位赵处长是作战参谋出身，没怎么在部队带过兵，和同级干部比起来，他缺少的是军队中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而且对此也缺乏必要的宽容。他对这种走后门儿当兵的风气极为厌恶，这些干部子弟简直把军队当成了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本没打算办什么入伍手续。

前些日子赵处长接待了两个北京来的青年，在安排他们的工作时他还客气了一下，问他们自己有什么想法，那两个青年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他们只想留在军部机关，不想下连队。赵处长忍住气问他们，留在机关做什么，那两个青年想了想说，去通信站吧，那儿还不像连队那样苦，还能学点儿技术，但不能去有线连，因为有线连得经常爬电线杆子，还是无线连好一些。赵处长几乎被气疯了，但他没敢发作，他知道这两个家伙既然敢这么目空一切，就说明他们的后台很硬，得罪他们是很不明智的。他最后还是把他们分到了无线连去学电台维修，但他心里像吃了只苍蝇，难受了好几天，还没缓过劲来，袁军又到了。

袁军哪知道赵处长对他这类人的看法，他只记得这支部队是他的老家，他生在军营里，在军部的幼儿园里长到6岁多才跟父亲转业到北京，他没有参军入伍的感觉，只有回老家的感觉。因此当他听说一号、二号首长都不在时，便大模大样地问，“三号、四号、五号在吗？他们中间谁都可以”，其口气之大，使赵处长对他顿生恶感。特别是袁军那天很不合时宜地在士兵服的里面穿了一件黄呢子军装，带垫肩的呢子军装把套在外边的士兵服撑得笔挺，赵处长一见他这身打扮就气不打一处来，他知道这种军装是1955年授衔时发给将校级军官的，而赵处长当年只是个中尉，没资格享受穿呢料军装的待遇，眼前这个新兵居然敢穿着这身军装来入伍，这分明是一种向基层干部叫板的行为。

赵处长决定不露声色地难为一下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浑小子。他听完袁军的自我介绍，便客气地说：“军长和政委今天都不在，我是军务处长，这是我分内的工作，请出示一下你的入伍手续。”